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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書城自編碼: 298539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 [中国]郭建龙
國際書號(ISBN): 9787545911091
出版社: 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04-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416/408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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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总结中国历代财政治理之经验,观照当下中国经济之改革,为转型中国提供智慧资源。一部中国历代财政制度史,就是一部大政府与 小社会博弈的历史,一部官僚集团治理手段日益专业化的历史,同时也是开启历代王朝兴衰之门的密钥。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特色三: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 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
2. 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
3. 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经验教训和*终归宿。《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特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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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作者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本书分为三部分,以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建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部分聚焦于秦汉到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汉武帝、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土地国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起,随后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终。
關於作者:
郭建龙,独立作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出版作品有:小说《告别香巴拉》;文化游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人物传记《一以贯之》;商业传记《势在人为》;历史游记《穿越百年中东》。
目錄
前言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I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III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V
引子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001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001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005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008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011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015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019
消失的小政府022
统一的代价?025
第一部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秦到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
第一章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029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029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035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045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050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057
第二章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063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063
皇帝的铸币战争070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078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084
第三章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090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090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095
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101
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105
第四章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112
当皇权受到抵制112
制度的惯性之重116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121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129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132
三国:财政为王133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138
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142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146
南朝:漫长的终曲152
第二部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
(北朝到南宋,公元386年公元1279年)
第六章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159
当皇帝出逃时160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164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171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174
沦为守财奴180
第七章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184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185
六世纪的大跃进193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200
第八章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204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205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212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218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223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229
盛世王朝的终结234
第九章宋代:改革之殇241
岳阳楼上叹革新242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248
官买官卖遍天下253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259
第十章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268
纸币猛于虎269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271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275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279
最隐蔽的敛财术283
第十一章金融大崩溃286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287
南宋的金融崩溃294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302
第三部最完美的集权机器
(辽金到清,公元907年公元1911年)
第十二章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311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312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314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317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321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324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326
第十三章明代:最严密的集权皇朝330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331
亏本的对外贸易337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343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348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353
加税直到灭亡358
第十四章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362
探花不值一文钱363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368
赔款与借债373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380
后记385
附录389
参考史料及著作395
內容試閱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国策,到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国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领导人的癸巳新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想继续改革,必须触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认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对于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种现象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支柱的来龙去脉,并围绕着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最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都俯首听命。
周代虽然建立了诸侯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们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人民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国有企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立国有企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是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IT行业。汉武帝围绕着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
除了建立国有企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建立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在1978年之后,中国农村也曾经实行过类似的分地制度。
另外,与现代中国类似,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也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也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实行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时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再扩大成为一个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则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最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也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大制度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实验。而它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有特殊性,却又有许多规律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这些中国古代的经验教训时,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区隔划分,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导致著作中充满了一股腐臭的德国味儿。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却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选择史料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志》《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部。引子介绍了中央帝国形成之初最重要的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部,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1949年之后的流行观点将大一统时期的历史统称为封建时代。但严肃的学者大都已经指出这样划分的错误,大一统之后形成的是一个集权式政权,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控制。这样的政治结构绝非欧洲式的分封建制,秦汉之前的周代反而是符合封建特征的,但在流行观点中,又将这个时期硬称为奴隶时代,显得不伦不类。
本书对秦汉之后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从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却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最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诸侯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了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武帝时期,由于战争财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财金改革,但由于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了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为板结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到影响政权的存续,最终被更加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了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成了政权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第一周期终于在建立八百年之后,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土地公有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公有制。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当有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给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了下去。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目却在减少,土地随即被从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得到满足。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了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大发展,但财政却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国有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宋代,因为战争成本、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实验。纸币最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的巨大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最早的一系列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人民的生活却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才开始了近代化的路程,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最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
后世的人们往往敬畏汉武帝的赫赫战功,却没有看到,他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全部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在汉代,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战争可谓消耗巨大的游戏。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应付战争开支,为此,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鬻爵,到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最终汉武帝财政需求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国有企业。为此,汉代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国有制体系。
汉武帝的做法使得政府的角色从收税变成了参与经济的实际运营,也由此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变化,破坏了原来的小政府模式。
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今山西朔州)的战役决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的走向。
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马邑之战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
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又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迫使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这套新体系又延绵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原的分裂,建立了汉帝国。
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位于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
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即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与蛮族接壤。他本人也担任过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如拒绝和亲,准备打仗。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最早称典客,景帝时改称大行令,武帝后期改称大鸿胪)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
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叫作聂壹的富豪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匈奴刚刚和亲,对汉朝警惕性降低,此时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机。
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于是宫廷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
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军臣单于处,获得信任后,向单于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
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史记》记载是二十多万),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他被任命为护军将军)统领。
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到来,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
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
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
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匈奴已经开始了劫掠。他们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此时,有一个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退。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离。
唯一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于是率军撤退了。
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的,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是斩首之罪。
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不过,暗地里他却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蚡,希望田蚡为他说句好话。田蚡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说情:反对匈奴最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就等于是替匈奴出了气。
但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可能。出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
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战役过程平淡无奇,而且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
原因在于: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不指望和平,双方之间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恶战,就算想停都停不下来了。
这些恶战对于汉匈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匈奴人口少,战争消耗大,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到了东汉中期终于瓦解;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帝国带来的影响,则是帝国财政的崩溃。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不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另辟财源。于是,一整套国家垄断、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被建立起来,这套财政制度延续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进而改变了帝国的财政结构,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至今,我们仍然在接受那次战役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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