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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全面反映中国现代（1911—1949）学术发展演变历程与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一部兼具研究与检索双重功能的大型工具书。
★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中国现代学术编年》承前启后，既延续古代学术，又贯通现代学术，是继《中国学术编年》（9卷12册） 之后的又一集成性巨著
★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现代（1911—1949年）学术
全面反映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演变历程
完整呈现中国现代学术重构的历史进程与学理逻辑
深刻揭示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与世界的成果与经验
重新构建基于本土特色而又富有世界与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史体系
★ 全书12卷，1800万言，记述10万余位学者的学术活动与成果，涵盖8万余部学术著作，5万余篇学术论文，规模宏大，内容丰厚，体例创新，适合各大高校与各大综合性图书馆收藏
★ 主要编撰者撰写7万余字长篇导读性前言
★ 历时数十年，呕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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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现代学术编年》的编撰年限，起于发生辛亥革命的 1911 年，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 1949 年。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与世界的重要阶段，也是现代学科分化与走向独立的关键时期，相继涌现了一大批具有世界视野与现代意义的学术成果，值得学界对此予以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总结。
《中国现代学术编年》综合吸取历代史书与各种学术编年之长而加以融通，率先创制一种新的编纂体例，即主要由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学者生卒、学术评述六大栏目所构成，是迄今为止国内外首次以编年体全面反映中国现代（1911-1949年）学术发展演变历程的集成之作。
全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厚，体例创新，对于具体而详实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中国现代学术重构的历史进程与学理逻辑，系统总结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成果与经验，推动 21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重构基于本土特色而又富有世界与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史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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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梅新林，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 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编委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主要从事学术史、红学、文学地理学与大学智库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浙东学派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国家、省部级项目1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中国学术编年》《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文学地理学原理》《红楼梦哲学精神》《中国大学智库发展报告》等学术著作12部。以第一完成人获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图书奖1项，浙江省人民政府社科成果奖一等奖多项。
俞樟华，浙江临安人。1982年1月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留校，长期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浙江师范大学教务副处长、学术期刊社社长、《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1991年被教育 部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4年被教育 部人事部评为全国模范教师。2003年获浙江师范大学“郑晓沧奖”，2011年被评为浙江师范大学“十佳硕士导师”，2015年获浙江师范大学 “陶行知奖”等。2001年《传记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与教材建设》（合作）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4年获中国史记研究会学术成就奖，2015年《中国学术编年》（合作）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有《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年史》《王学编年》《桐城派编年》《辛亥日志》《民国元年日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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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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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1911—1917）
前言
凡例
1911年 宣统三年 辛亥
1912年 民国元年 壬子
1913年 民国二年 癸丑
1914年 民国三年 甲寅
1915年 民国四年 乙卯
1916年 民国五年 丙辰
1917年 民国六年 丁巳
第二卷（1918—1922）
凡例
1918年 民国七年 戊午
1919年 民国八年 己未
1920年 民国九年 庚申
1921年 民国十年 辛酉
1922年 民国十一年 壬戌
第三卷（1923—1926）
凡例
1923年 民国十二年 癸亥
1924年 民国十三年 甲子
1925年 民国十四年 乙丑
1926年 民国十五年 丙寅
第四卷（1927—1929）
凡例
1927年 民国十六年 丁卯
1928年 民国十七年 戊辰
1929年 民国十八年 己巳
第五卷（1930—1932）
凡例
1930年 民国十九年 庚午
1931年 民国二十年 辛未
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第六卷（1933—1934）
凡例
1933年 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第七卷（1935—1936）
凡例
1935年 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1936年 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第八卷（1937—1939）
凡例
1937年 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1938年 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1939年 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第九卷（1940—1942）
凡例
1940年 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1941年 民国三十年 辛巳
1942年 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第十卷（1943—1945）
凡例
1943年 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1944年 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第十一卷（1946—1947）
凡例
1946年 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1947年 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第十二卷（1948—1949）
凡例
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1949年 民国三十八年 己丑
征引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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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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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以辛亥革命为新起点的现代学术堪称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其延续的时间只有数十年之长，但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社会与学术转型的关键时刻，却承担起来了走向现代与走向世界的双重使命，在创立与建构现代学术体系方面奠定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
从“学术”概念史的维度来看，现代“学术”概念经历了中西交融与新旧转型的意义重释；从“学术”发展史的维度来看，现代“学术”进程经历了中西交融与新旧转型的价值重建；从“学术”研究史的维度来看，现代“学术”史论经历了中西交融与新旧转型的范式重构。
世纪之交，以“重写学术史”为主旨的“学术史热”再次兴起于中国学术界，《中国现代学术编年》应运而生，构成“重写学术史”这一世纪学术大厦的奠基与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中国学术史的反思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借此促进中国学术的伟大复兴。
意义与价值
作为新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项基础建设工程，《中国现代学术编年》的编撰与出版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一是以编年形式系统梳理现代学术历史进程之价值。鉴于1911至1949年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与世界的重要阶段，也是现代学科分化与走向独立的关键时期，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视野与现代意义的学术大师与经典成果，学界需要对此予以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与总结。
二是与中国古代学术编年相互贯通之价值。《中国现代学术编年》可以视为《中国学术编年》的续篇，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与现代学术开端的相互衔接与转换，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从被迫到自觉转型的艰难历程与丰富成果，因而有助于古今学术史的贯通与互释。
三是学术容量与体例创新之价值。《中国现代学术编年》收录10万余位学者，8万余部学术著作，5万余篇学术论文，然后按照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学者生卒、学术评述六大板块，逐年著录和全面反映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演变的历程与成果，无论是规模之宏、容量之大还是体例之新，具有为其他体式的现代学术史论著所无法替代的独特优势。
四是促进当代学术创新发展之价值。《中国现代学术编年》对于系统总结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与世界的成果与经验，重构基于本土特色而又富有世界与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当年一代学人面对“西学东渐”的巨大冲击而保持对中国学术发展转型的开放心态与理性精神，这对今日复兴中华文化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是兼具大型工具书检索功能之价值。
变化与创新
● 体例创新
《中国现代学术编年》在编纂体例上，重新设定为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学者生卒、学术评述六大栏目，加之“按语”，合之为七大板块。
（1）学术背景。以事件进程为序著录，着重反映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史发展进程的重大文化政策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的重大事件，以考察学术演变的特定时代背景及其对学术思潮、治学风尚的影响。
（2）学术活动。以人物兴替为序著录，着重记述学者治学经历、师承关系和学术交流活动，以明学术渊源之所自、学术创见之所成、学术流派之脉络以及不同流派之间的争鸣、兴替轨迹。其中学者仕历与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之演变关系密切，故多予著录。人物兴替以空间流向为板块，以学坛领袖为中心，以学术大师为主角，以代际交替为序列，有时遇相关或相近活动则一并著录之。
（3）学术论文。以论文刊载为序著录，着重记述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兼录奏疏、序跋、书信以及译文等等。鉴于5万余篇学术论文的海量文献，故而按照学术论文发表的刊物为序编排。
（4）学术著作。以著述类型为序著录，着重记述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包括纂辑、校勘、评点、注释、考证、译著等等。鉴于8万余部学术著作的海量文献，故而分为旧籍重刊、自著、译著以及编译四种类型，其中旧籍重刊以时代为序，自著以类别为序，译著以国别为序，编译以未署名的著作列于最后。
（5）学者生卒。以卒年生年为序著录，又分卒年、生年两小栏。其中卒年栏著录学者姓名、生年、字号、籍贯以及代表性的重要著述，凡特别重要人物，略述其一生主要成就、贡献与地位、传记资料及后人的简单评价。
（6）学术评述。以上述文献著录为基础，再就每年的学术活动与成果以及发展趋势加以简要归纳和揭示，犹如揭示各代学术发展的“纲目”，以此与以上各栏目的“按语”组合起来，即相当于一部简明学术史。
（7）编者按语。在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学者生卒四栏重要处再加编者按语，内容包括补充说明、原委概述、异说考辨、新见论证、价值评判等。“按语”犹如揭示各代学术发展的“纲目”，更具学术史评述的容量与特点。
● “重绘现代学术地图”之创新
《中国现代学术编年》的主要变化与创新，集中体现在以“重绘现代学术地图”理念为引领，对中国现代学术史进行了重新定位与审视，并在中西交融与新旧转型的时空坐标中重新勾画中国现代学术史地图，然后据此将中国现代学术史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北京—上海双都轴心与现代学术的转型（1911—1927）；
（2）两京—上海三足鼎立与现代学术的繁荣（1927—1937）；
（3）重庆—昆明战时轴心与现代学术的裂变（1937—1946）；
（4）北京—南京双都轴心与现代学术的结局（1946—1949）。
与此相契合，在编纂体例上则重点做了以下调整：
一是在“学术背景”上更加凸显中西交融与新旧转型的时空特征，与此相应的是删去《中国学术编年》的“外国学术”栏。
二是根据“重绘现代学术地图”的理念，以空间流向为板块，以学坛领袖为中心，以学术大师为主角，以代际交替为序列。比如第一阶段（1911—1927）主要分为北京、上海、其他以及海外四大板块著录，其中1912年1月因建都南京至4月迁都北京而增列南京—北京这一板块，合之为为五大板块；第二阶段（1927—1937）主要分为北京、南京、上海、其他以及海外五大板块著录；第三阶段（1937—1946）主要分为重庆、昆明、延安、陕南、其他及海外六大板块著录；第四阶段（1946—1949）主要分为北京、南京上海、其他以及海外五大板块著录。
三是鉴于著录10万余位学者及8万多部学术著作、5万多篇学术论文的巨大容量，将《中国学术编年》的“学术成果”分为“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两栏。
四是新增“学术评述”栏，旨在对每一年度的总体学术成果与走向加以扼要评价和论述，实际上是在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学者生卒五大栏目“按语”基础上的提升与总结，更具揭示各代学术发展的“纲目”的性质与分量。
自1911年至1949年，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与世界的重要阶段，也是现代学科体系与学术范式创建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其间造就了诸多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学术大师，出版了一批开拓创新、影响深远的经典名著。《中国现代学术编年》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以编年体形式全面反映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演变历程与成果的集成之作，共分12卷，约1800万字，收录10万余位学者，8万余部学术著作，5万余篇学术论文。全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厚，体例新颖，对于具体而详实地展示中国现代学术重构的历史进程与学理逻辑，系统总结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成果与经验，推动21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重构基于本土特色而又富有世界与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一、中国学术编年的古今衔接与贯通
《中国现代学术编年》与2013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术编年》相衔接，是《中国学术编年》在现代时期的延续与拓展。
回望《中国学术编年》的艰难编纂与出版历程，至今依然感慨万千。自1985年率先启动《清代学术编年》研究项目至2013年贯通历代的《中国学术编年》正式出版，其间恰与世纪之交以“重写学术史”为主旨的“学术史热”相始终。世纪之交，以“重写学术史”为主旨的“学术史热”再次兴起于中国学术界，这与上个世纪之交的“学术史热”同中有异：同者，都是集中于世纪之交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史进行反思与总结；异者，一是旨在推进中国传统学术的中西交融与现代转型；一是旨在通过对中国学术史的反思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借此促进中国学术的伟大复兴，因而彼此并非世纪轮回，而应视为世纪跨越。
世纪之交以“重写学术史”为主旨的“学术史热”也再次触发了学界对于中国学术史研究历程、体式与成果的深度思考。概而言之，以《庄子?天下篇》发其端，《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踵其后，一同揭开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序幕。先秦以降，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论著日趋丰富，体式日趋多样。以《庄子?天下篇》为发端的“序跋体”，以《史记?儒林列传》为发端的“传记体”，以刘向《七略》为发端的“目录体”，以及以程颐《河南程氏遗书》、朱熹《朱子语类》等为发端的“笔记体”等学术史之作相继产生。至朱熹《伊洛渊源录》，又创为“道录体”（亦称“渊源录体”），率先熔铸为学术史研究专著体制，并以此推动中国学术史研究走向成熟。再至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另创“学案体”，代表了传统学术史研究的最高成就。清末民初，由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钱穆等引入西学理念与著述体例，“章节体”成为学术史研究著作之主流，标志着中国学术史及其研究走向现代并与世界接轨。此外，民国期间刘汝霖所著《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等学术“编年体”之作，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类型。于是，中国学术史研究之成果不仅演变为中国学术史本身的一大支脉，而且反过来对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上述序跋体、传记体、目录体、笔记体、道录体、学案体、编年体、章节体等八大体式中，编年体兼具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性与功能。编年体最初导源于《春秋》，由《资治通鉴》集其大成，这是编年体学术史的主体渊源。另一个渊源是学者年谱。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吕大防著成《韩吏部文公集年谱》与《杜工部年谱》，是可据现存文献证实的中国古代年谱之体的发轫之作。这一崭新体例，对于编年体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因为从文学年谱到学术年谱，本有相通之处。如宋代李子愿所纂《象山先生年谱》据《象山先生行状》《语录》及谱主诗文编纂而成，内容多涉学术。如论陆九渊讲学贵溪之象山，颇为详细；而记淳熙八年（1181年）与朱熹会于南康，登白鹿洞书院讲席，以及与朱熹往复论学，乃多录原文，因而可以视之为学术年谱。宋代以降，与文人学者化的普遍趋势相契合，文人年谱中学术方面内容的比重日益增加，显示了年谱由“文”而“学”的重心转移倾向，而从个体学术年谱到群体性的学术编年，以及一代乃至通代的学术编年，实为前者的不断放大而已。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超越个体的编年体学术史著作晚至民国时期才得以开花结果。早期的重要成果以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等为代表。尤其是后二书，已是成熟的编年体学术史研究著作，更具开创性意义。刘汝霖所著《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在著述体例上，主要以编年体史书代表作《资治通鉴》为参照，同时吸取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长，加以融会贯通。作者在自序中重点强调以下五点：一曰标明时代。即有意打破前代史家卷帙之分，恒依君主生卒朝代兴亡史料之多寡为断，充分尊重学术本身的发展。比如，两晋之间地域既殊，情势迥异，倘以两晋合为一谈，则失实殊途，故有分卷之必要。二曰注明出处。即将直引转引之书注明版本、卷页、篇章，使读者得之，欲参校原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欲考究史实，少有因袭致误之弊。三曰附录考语。中国旧史多重政治，集其事迹，考其年代，尚属易易。学术记载向少专书，学者身世多属渺茫，既须多方钩稽，又须慎其去取。故标出“考证”一格，将诸种证据罗列于后，以备读者之参考。四曰附录图表。有关学术之渊源，各派之异同，往往为体例所限，分志各处，以致读者寻检不易，故有图表之设，以济其穷。包括学者传播表、学术著述表、学术系统表、学术说明表、学术异同表。五曰附录索引。包括问题索引与人名索引。刘汝霖率先启动编纂《中国学术编年》，如此宏大的工程，的确是一个空前的学术创举，但以一人之力贯通历代，毕竟力不从心，所憾最终仅完成《汉晋学术编年》与《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二集，而且此二集中也存在着收录不够广泛、内容不够丰富等缺陷。1930年，姜亮夫曾撰有《近百年学术年表》，时贯晚清与民国，也是问世于民国早期的学术编年之作。若与刘汝霖的《中国学术编年》衔接，则不仅可以弥补其他四卷的阙如，而且还可以形成首尾呼应之势；但这一编年之作终因内容单薄而价值不高，影响不大。
进入21世纪之后，又有两部重要的编年体学术史研究著作问世。一是陈祖武、朱彤窗所著《乾嘉学术编年》。尽管此书未能涵盖整个清代，但已把握住了清代学术的核心内容。从乾嘉学术编年本身确有独立研究价值来看，此书既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又有独立研究之价值。另一重要著作是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此书之价值，一在以“学术思想”为内容与主线，二在贯通历代。著者力图将上自先秦、下迄清代有关学术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著作、活动、影响等联系起来，力求使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学派关系、学术影响、学术传承等方面展现于读者面前，实乃一部编年体学术思想史；但因其内容的取舍与限定，与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等综合性的编年之作有所不同，则其所长亦其所短也。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亦有一代之学术史，这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对学术理念、路向、范式的不同理解，都需要对特定时代的主要学术论题作出新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写学术史”既是一种即时性学术思潮的反映，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学术创新活动。不同时代“重写学术史”的依次链接与推进，即是最终汇合成为学术通史的必要前提。那么，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新的学术制高点上，以比较理性的立场与态度来审视世纪之交以“重写学术史”为主旨的“学术史热”时，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客观的历史追述，而应在进程中发现意义，在成绩中找出局限，然后努力寻求新的突破。无可讳言，“学术史热”既然已从学术崇尚衍为一种社会风潮，那么它必然夹杂着许多非学术化的因素，甚至难免出现学术泡沫。相比之下，“重写学术史”的工作显然艰苦得多，更需要沉思，需要积淀，需要创新。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先进的学术史观与扎实的文献基础的双重支撑。以此衡之，世纪之交的“学术史热”显然还存在着诸多局限。前者的主要缺失在于未能对中国学术、中国学术史、中国学术史研究三个关键环节展开系统梳理与辨析，从而未能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高度完成新型学术史观的建构以及对学术史的历史还原与重建。另一方面，学术史研究的进展还取决于扎实的文献基础，其中学术编年显得特别重要。然而，在世纪之交的“重写学术史”的讨论与实践中，学术编年的重要性普遍受到忽视，甚至尚未进入相关重要话语体系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局限。有鉴于此，我们更加庆幸能以编撰《中国学术编年》的方式，积极参与“重写学术史”这一世纪学术大厦的奠基与建设工程，并最终完成了规模浩大的9卷本《中国学术编年》的编纂与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首次以编年的形式对中国历代学术发展史的系统梳理，是一部力图站在21世纪新的学术制高点上全面综合与总结以往学术成果的集成性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兼具研究与检索双重功能的大型工具书。正如我们对《中国学术编年》的期许一样，相信《中国现代学术编年》的出版，能够继续对21世纪中国学术的研究与复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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