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几年，我偶尔为一年级的大学生讲授“秘密与谎言”研讨课。在讨论关于寻求信息、掩盖信息、揭示信息的伦理期间，我开始关注认识论的论题，即我们在认知共同体内交换知与不知。关于无知的多面特性的早期思想，归并在《无知之暗示》(Intimations of Ignorance)中，那是我2009年在葛底斯堡学院的一次讲演。那年以后，我又组织了一个高级研讨班，探讨那个论题。我本来打算在《学会繁盛》(Learning to Flourish，2012年)一书中讨论无知，但不久就意识到，无知的内涵太庞大、太复杂、太丰富，只能作为该书的次要内容。无知需要一个透彻的讨论。直到2015年，感谢葛底斯堡学院的学术休假，我完成了本书初稿。
我的许多智识“外债”，当然反映在参考文献中，但有些最为重要的则不然。我所在的系——一个典范的认知共同体，不断给予我鼓励：感谢我的同事史蒂夫·金贝尔(Steve Gimbel)、加里·马伦(GaryMullen)、莉萨·波特米斯(Lisa Portmess)、克里·沃尔特斯(KerryWalters)、弗农·西斯尼(Vernon Cisney)、保罗·卡里克(PaulCarrick)、加里·西奥科(Gary Ciocco)——应对我的全神贯注，感谢他们深思熟虑的回应。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2012年我在那里访学)，我与教员、博士生有无数有益的谈话。他们都是一流的。我要特别感谢尼尔·曼森(Neil Manson)，他在一次难忘的餐叙中，和我讨论“认知约束”。跟上述机构中参加我的研究讨论会的许多人交流，使我获益良多。还有些人，我们只有简短交流，虽然他们当时不知道，却证明也很重要。我记得围绕无知，与导师伊斯雷尔·谢弗勒(Israel Scheffler)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几近遗忘的交流，带有新的共鸣；他们虽已不在人世，我仍然怀有深深的敬意。感谢凯瑟琳·埃尔金(CatherineElgin)和阿梅莉·罗蒂(Amélie Rorty)对我课题的热情；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及时回复我不定时的电邮咨询；珍妮弗·洛格(Jennifer Logue)和泰森·刘易斯(Tyson Lewis)因其会议论文激发的讨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安排的匿名评审者帮助我改进了本书——甚至他们曾意见相左。其中一位，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ll)，感谢您同意暴露身份，让我了解您对正文的许多有见地的评注。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很优秀，特别是克里斯·艾耶(Chris Eyer)和朱迪斯·费尔德曼(Judith Feldmann)，若没有资深组稿编辑菲利普·劳克林(PhilipLaughlin)的鼎力支持，本书则不可能呈现。
幸运的是，我拥有妻子逊妮(Sunni)一如既往的爱心支持。我经常让她迁就作为听众；她对读者需求有很好的编辑感；她对摇摇欲坠的书堆的宽容。Grazie，luce del sole della mia vita。(意大利语：谢谢你，你是我生命的阳光。)
致谢：
第二篇的篇首引语，引自艾布·卡西姆·沙比(Abū al-Qasim al-Shābbī)**的一首诗“The Outery”，阿提夫·阿尔沙伊尔(Atef Alshaer)译，经泰勒弗朗西斯(Taylor&Francis)出版集团惠允，在此引用。它出现在阿尔沙伊尔的文章《诗与阿拉伯之春》(Poetry and the ArabSpring)第5页，该文章收录在拉尔比·萨迪基(Larbi Sadiki)主编的《劳特里奇阿拉伯之春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Arab Spring:Rethinking Democratization(New York:Routledge，2014)]第392—407页。
四个决定影响了本书的写作。我选择：(1)力求以一种全面的研究，考察无知的众多方面；(2)整合许多学科当代研究的多个视角；(3)用无知的四个空间隐喻——住所、边界、限度、视界——构建讨论；(4)写就一个相当非专业、偶尔粗线条的文本。(即便如此，我仍有可能挑战某些读者的耐心。)无知的公众重要性和多学科特性，使我触及认识论者之外、哲学家之外(我希望，是之外而非没有)的读者，因为那些论题和结论还是具有哲学相关性。
本书关于无知，但也例证了无知。我要是知道无知在哪里，知道如何无知，就会把它写得更好些。然而，无知既是指责，又是理由。对于前者，我只能提供后者——希望它也例证了理解。
丹尼尔·R.德尼科拉
2017年于葛底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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