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W. 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作家，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首位女性院长，备受费正清、约翰·肯尼迪、威廉·夏伊勒等人推重。她于1963年和1972年分别凭《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文字充满戏剧张力和画面感，主张把历史看作可读的故事，自称是“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她认为历史作家同时也是艺术家，应运用想象力和创造性写出清晰、有趣的历史。塔奇曼的作品是严谨学术研究和精致文字的结合，并伴随着深刻的反思，拥有让读者着迷的魅力。
除两部普利策奖作品外，另有Bible and Sword、《齐默尔曼电报》、《骄傲之塔》、《远方之镜》、《历史的技艺》、《愚政进行曲》等作品。
超的叙事手法，带读者走入时人时事，忘记已知结局，使故事悬念感十足。她对人物的刻画尤其传神，且能冷静地跳过道德判断，避免苛责，用极为人性的笔法描述了一个个充满缺陷的人如何将世界引向希腊悲剧般的结局。
引子 葬礼（选摘）
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位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穿着丧服，肃穆伫候的人群，都不禁惊叹不已。这些君主，服色斑斓，嫣红姹紫，宝蓝翠绿，三骑一排联辔出了重重宫门，在阳光照耀下，羽翎头盔，金丝衣镶，绯色绶带，嵌着珠宝的勋章闪闪发光。他们后面是五位王储，四十多位皇室贵胄，七位皇后——未亡人四，执政者三——以及为数不多的来自非帝制国家的特派大使。他们总共代表70个国家。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在类似场合云集一起，这是盛况空前的一次，也是后的一次。灵柩离开王宫时，议会塔尖沉闷的钟声报时九下，但在历史的时钟上则是日薄西山的时刻。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
前排居中一骑，是新登基的英王乔治五世，他左侧是康诺特公爵（Duke of Connaught），故王的在世兄弟，右面的一位人物，是《泰晤士报》认为“属于所有前来吊唁的外国人士中的翘楚”，是一位“甚至在关系紧张的时期，也从没有失掉他在我们中间的声望”的人物，他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liam Ⅱ）。这位皇帝，骑着青灰马，穿着嫣红的英国陆军元帅服，手执元帅杖，在他举世闻名的翘胡子的脸上，显现着一种“严肃甚至严酷”的神色。他百感丛生，心绪激动，思潮澎湃，波痕浪迹，在他的信中斑斑可见。在母后故居温莎堡的寓所度过一夜之后，他写信回去说：“这个地方，称它为家，这个皇室，以它为族，我引以为荣。”他悲喜交集：和英国亲戚在一起的这些黯然神伤的丧礼时日，使他不禁情意缠绵、怀旧思故；冠盖云集，唯他独尊，他又不禁倨傲自得，他舅父从欧洲舞台上消失殒没了，他更是感到个中的不尽滋味。他是前来埋葬他的心头祸患爱德华的；威廉认为爱德华是策划包围德国的元凶；爱德华，他的这位舅父，是他既不能吓倒，也无法讨好的；他这位舅父的肥硕身躯，在德国和太阳之间投下了阴影。“他是个魔王，你们想象不到他是怎样的一个魔王！”
对爱德华的这个论断，是德皇1907年在柏林招待300名宾客的午宴上宣布的，是爱德华怀着昭然若揭的包围德国的恶毒阴谋的一次大陆之行惹起的。爱德华在巴黎花了一周时间，从事煽动挑拨，并且莫名其妙地访问了（同他侄女结婚不久的）西班牙国王；后还访问了意大利国王，显然是想诱使他脱离跟德、奥的三国同盟。而这位德皇是全欧洲口无遮拦的人，他登基以来的二十年间，每过一些时候总要发表一通议论，叫那些外交家们极度神经衰弱；这次，他越说越激动，收尾时又疯狂地发表了这样一通议论。
所幸，主张包围他的这个人现在溘然长逝了，而接位的乔治（George），按德皇在葬礼前几天对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说法，则是“一个听话的小伙子”（四十五岁，比德皇小六岁）。“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英国人，他恨所有的外国人，不过这在我倒并不介意，只要他对德国人不比对其他外国人更恨些就行。”威廉正踌躇满志地同乔治并骑而行，经过他任名誉上校团长的皇家龙骑兵团的时候向团旗行着军礼。有一次，他曾分送穿着龙骑兵军服的本人照片，在他的签名上面写了一句诡秘莫测的话：“吾守吾时。”（I bide my time.）今天，他的时机到来了；他成了欧洲的至尊。
爱德华，这个各国首脑盛况空前地为之云集的人物，素有“欧洲之伯”的尊称。从欧洲统治家族这方面来说，这个头衔可说是名副其实的。他不仅是德皇威廉的舅父，而且由于其妻的姊妹俄国玛丽皇太后的关系，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姨父。他的侄女亚历山德拉是沙皇的皇后；他女儿莫德是挪威的王后；另一个侄女埃纳是西班牙的王后；第三个侄女玛丽，也即将成为罗马尼亚的王后。他妻后的王族，除据有丹麦王位外，还为俄国生养了沙皇，为希腊和挪威提供了国王。其他的亲戚，维多利亚女王子女九人各支的后裔，则充斥欧洲宫廷。
那十年（1900年—1910年）中的后两年是太平的两年。欧洲享受着午后的悠闲，富足安乐。1910年是平静的，繁荣的。摩洛哥的第二轮危机和巴尔干战争还没有到来。诺曼·安吉尔的一本新著《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刚刚出版，它力图证明战争已经变得徒劳。他以令人信服的例证和颠扑不破的立论，说明在当时各国财政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胜者和败者都将同样遭殃，所以，战争已无利可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发动一场战争。这本书经译成十一国文字，成了崇拜的偶像。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的一些大学，忠实信徒组织了四十多个研究小组，致力于宣传该书的教义。安吉尔的一位热忱的门徒是伊舍（Esher）子爵，一个对军事政策颇具影响的人物，英王的朋友和顾问，陆军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受命对布尔战争中作战受挫后的英国陆军进行改造。这位勋爵在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讲授《大幻想》，他在那里阐明“新的经济因素一清二楚地证明侵略战争是荒唐愚蠢的”。他说，一场20世纪的战争，其规模之大当使“商业遭劫，财政崩溃，人民遭殃”。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将“包含着克制力量”，使战争毫无可能。他在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任主席的三军俱乐部里，向听讲的军官们说，由于各国利害关系相互交织，战争“已成为日益困难和不可能的了”。
至于德国，伊舍勋爵很有把握地说，“是和大不列颠同样接受诺曼·安吉尔的学说的”。他曾奉赠给德皇和王储几本《大幻想》，或者是他设法给他们的，但不论怎样，他们对学说的接受程度如何，则无报道。也没有证据可资说明他也曾赠送冯·伯恩哈迪将军一本。这位将军在1910年正埋首写作《德国与下一次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该书于第二年出版，和安吉尔的书具有同样巨大的影响，不过是出自相反的观点。“发动战争的权利”、“发动战争的义务”和“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这三章的标题概括了全书的论点。
他说，战争“是生物的需要”，战争是“自然界一切法则所依存的自然法则亦即生存竞争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他说，各个国家，不是发展就是衰退，“不可能有静止状态”。德国必须选择，“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在各国之中，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居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是，它却“被挤压在狭窄的、非自然的境域之内”。没有日益强大的政治权力，没有一个扩大的势力范围，没有新的领土，它就不可能达到它的“伟大的道义目的”。这种权力的增强“是同我们的重要性相称的”，“是我们有权要求的”，是一种“政治需要”和“国家的首要任务”。他宣称，“凡我们现在所希望达到的，均必须力争”，他自己把“力争”二字写成斜体字。由此，他驰笔归结：“征服遂成为一条必要的法则（a law of necessity）。”
既证明了“必要”（这是德国军事思想家爱用的词儿），伯恩哈迪便进而谈论手段问题。发动战争的义务一经确认下来，使战争胜利这第二项义务便随之而来了。而要取得胜利，一个国家必须在它自己选择的“有利时刻”发动战争；它有“公认的权利……掌握发挥这种主动性的可贵特权”。进攻战于是成了另一个“必要”，再一个结论也就免不了是：“采取攻势和打出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德皇对于附在侵略者身上的“臭名”还有所顾忌，伯恩哈迪则毫无此感，并且在这一枪将打向何处的问题上，也毫不闪烁其词。他写道，以为德、法总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它们的问题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我雷池一步”；“必须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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