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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华文化十五讲(长江人文馆)

書城自編碼: 397571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史
作者: 冯天瑜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70233489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3-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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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文化史家冯天瑜的文化普及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华文化的波澜起伏。
一本书追溯中华文化的根与源,一本书窥见中华文化的新与变。
以史学视角切近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史家笔法勾勒中华文化的壮美图景。
內容簡介:
本书汇集了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的学术成果精粹。书中全面概述了中华文化史的奠基、人文传统的特质、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与脉络等宏观问题,立意深远,论证详明。该书以宏大的构思、丰富的内容,描绘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又多姿多彩的生动图卷,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和现代转型的发展进路。
關於作者:
冯天瑜(1942—2023),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国文化史、区域史和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元典精神》《“封建”考论》《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等书。
目錄
目录
第一讲 关于“文化”与“文化史”的思考001
第二讲 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概念020
第三讲 中国文化史分期041
第四讲 中国文化的生态与特质061
第五讲 中国人文传统076
第六讲 中华元典的“人文性”101
第七讲 中华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121
第八讲 中华文化多样性及文化中心转移的地理基础135
第九讲 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成就与局限148
第十讲 秦至清是“非封建”社会168
第十一讲 乱世裂变——魏晋南北朝文化187
第十二讲 袭常与新变的明清文化202
第十三讲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217
第十四讲 中华元典精神与近代化244
第十五讲 中国文化现代转进263
內容試閱
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这是登堂入室的前提之一。
“中国”、“民族”、“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然其在近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这种演变正是古与今、中与西文化交会的产物。诚如陈寅恪1936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诠释“中国”等语,确需追迹历史的古今推衍。
一、释“中国”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其内涵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演变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囗”,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囗(音围)示城垣,其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天子之都、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引申为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何尊》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均有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云:“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里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由京师义的“中国”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诗经·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二如国境之内《诗经·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穀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三如中等之国《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四如中央之国《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等等。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列邦义的“中国”,如三国时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唐时韩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这些“中国”,皆指居“四夷”万邦环绕的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五服”见《国语·周语》,“九服”见《周礼·夏官·职方氏》。,其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展延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还更有拓展。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涵义派生出文化中心涵义。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绚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术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赵世家》。
与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这又给“中国”的文化义赋予了某种开放色彩。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了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及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有些朝代又自称“中国”,如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参见《元史·外夷传一》。。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并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是在与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开始出现的。而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于是在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里,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涵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1772—1843)《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45、450页。之类的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1789—1856)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②等名目。而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④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33页。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④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约342—约423)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法显:《佛国记》。。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艾儒略(1582—1649)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使之省悟到,“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瞿式耜:《职方外纪小言》。。清人魏源(1794—1857)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海国图志》卷七四。近代学人还著文说:“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皮嘉佑:《醒世歌》。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
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皆知的简练称号,当然成为首选。梁启超(1873—1929)、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是“天下之中”的妄见,继续使用这个自古相沿的国名,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民族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汪康年《汪穰卿先生遗文》第13页:“吾国古来自称中国,对于四夷言之也……盖名称之源于古者,或不免有所错误,而承袭既久,安能革之。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而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4月)。,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现已成为国民共识。“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为国名,交替使用,而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广泛采用。
本文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中国文化史”正是在作为历史范畴的“中国”这一逐步扩展的广阔空间得以生发、演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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