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
售價:HK$
107.8
《
东野圭吾:分身(东野圭吾无法再现的双女主之作 奇绝瑰丽、残忍又温情)
》
售價:HK$
64.9
《
浪潮将至
》
售價:HK$
86.9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HK$
57.2
《
斯大林格勒:为了正义的事业(格罗斯曼“战争二部曲”的第一部,《生活与命运》前传)
》
售價:HK$
184.8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HK$
85.8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HK$
140.8
《
经纬度丛书·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
》
售價:HK$
96.8
|
編輯推薦: |
文化史家冯天瑜的文化普及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华文化的波澜起伏。
一本书追溯中华文化的根与源,一本书窥见中华文化的新与变。
以史学视角切近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史家笔法勾勒中华文化的壮美图景。
|
內容簡介: |
本书汇集了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的学术成果精粹。书中全面概述了中华文化史的奠基、人文传统的特质、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与脉络等宏观问题,立意深远,论证详明。该书以宏大的构思、丰富的内容,描绘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又多姿多彩的生动图卷,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和现代转型的发展进路。
|
關於作者: |
冯天瑜(1942—2023),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国文化史、区域史和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元典精神》《“封建”考论》《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等书。
|
目錄:
|
目录
第一讲 关于“文化”与“文化史”的思考001
第二讲 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概念020
第三讲 中国文化史分期041
第四讲 中国文化的生态与特质061
第五讲 中国人文传统076
第六讲 中华元典的“人文性”101
第七讲 中华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121
第八讲 中华文化多样性及文化中心转移的地理基础135
第九讲 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成就与局限148
第十讲 秦至清是“非封建”社会168
第十一讲 乱世裂变——魏晋南北朝文化187
第十二讲 袭常与新变的明清文化202
第十三讲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217
第十四讲 中华元典精神与近代化244
第十五讲 中国文化现代转进263
|
內容試閱:
|
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这是登堂入室的前提之一。
“中国”、“民族”、“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然其在近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这种演变正是古与今、中与西文化交会的产物。诚如陈寅恪1936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诠释“中国”等语,确需追迹历史的古今推衍。
一、释“中国”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其内涵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演变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囗”,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囗(音围)示城垣,其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天子之都、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引申为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何尊》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均有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云:“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里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由京师义的“中国”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诗经·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二如国境之内《诗经·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穀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三如中等之国《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四如中央之国《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等等。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列邦义的“中国”,如三国时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唐时韩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这些“中国”,皆指居“四夷”万邦环绕的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五服”见《国语·周语》,“九服”见《周礼·夏官·职方氏》。,其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展延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还更有拓展。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涵义派生出文化中心涵义。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绚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术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赵世家》。
与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这又给“中国”的文化义赋予了某种开放色彩。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了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及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有些朝代又自称“中国”,如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参见《元史·外夷传一》。。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并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是在与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开始出现的。而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于是在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里,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涵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1772—1843)《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45、450页。之类的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1789—1856)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②等名目。而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④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33页。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④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约342—约423)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法显:《佛国记》。。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艾儒略(1582—1649)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使之省悟到,“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瞿式耜:《职方外纪小言》。。清人魏源(1794—1857)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海国图志》卷七四。近代学人还著文说:“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皮嘉佑:《醒世歌》。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
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皆知的简练称号,当然成为首选。梁启超(1873—1929)、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是“天下之中”的妄见,继续使用这个自古相沿的国名,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民族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汪康年《汪穰卿先生遗文》第13页:“吾国古来自称中国,对于四夷言之也……盖名称之源于古者,或不免有所错误,而承袭既久,安能革之。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而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4月)。,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现已成为国民共识。“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为国名,交替使用,而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广泛采用。
本文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中国文化史”正是在作为历史范畴的“中国”这一逐步扩展的广阔空间得以生发、演绎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