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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涵盖时间长，涵盖从奥斯曼帝国诞生到21世纪的埃尔多安时代。
2. 采用了大量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堪称异见学派的通史作品。
3. 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教授万字长篇导读，更易阅读入门。
4. 库尔德裔历史学家的土耳其研究，十年来已反复再版，最新版本紧贴当下埃尔多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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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奥斯曼帝国诞生于13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在塞尔柱帝国的余烬中崛起，逐步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帝国。历经数个世纪的军事胜利与领土扩张，其版图从维也纳城门一直延伸到也门，从阿尔及利亚直抵伊拉克。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标志着帝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而在16世纪苏菜曼大帝的统治下，帝国的权势与影响力达到巅峰、被视为奥斯曼的\黄金时代”。这一帝国不仅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也在全球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然而，这长达六个多世纪的辉煌背后同样暗藏危机。民族与宗教的多样性，既为帝国提供了广阔的人力与资源，也成为不断累积的隐忧：族群冲突、宗派对立、地方离心与中央集权衰落等，成为帝国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了避免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所言的“三代灭亡”的宿命，奥斯曼人努力救亡图存，到了19世纪，深陷内忧外患的帝国启动坦志马特改革，试图以开明专制与现代化举措挽救颓势，但终究未能逆转衰落。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已被欧洲讥为“病夫”，最终在1923年彻底解体，让位于凯末尔主义共和国。
至此，土耳其历史与奥斯曼历史发生了断裂，新生的共和国一方面否认帝国的政治传统，转向民族国家的现代模式;另一方面，又在认同与记忆层面延续了某种“奥斯曼性”的遗产，而帝国时代的记忆、制度与认同、仍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现代土耳其的政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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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哈米特·博扎斯兰
中东、土耳其及库尔德问题研究专家，自2006年起担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研究主任，拥有历史学与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中东历史与政治社会学、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与暴力，以及21世纪反民主现象的形成。
译者简介：
董涵宇
上海杉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近现代史。
李建勇
上海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教师，主要关注世界史、法国史及法语区国家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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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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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前言 / 001
导论 / 021
第一部分 一个 “世界帝国”
第一章 帝国的台前与幕后/ 031
第二章 对帝国逆来顺受， 抑或揭竿而起/ 076
第三章 帝国的忧郁/ 091
第二部分 一种新秩序
第四章 奥斯曼体系的衰竭/ 115
第五章 改革国家: 坦齐马特 / 131
第六章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重塑帝国 / 157
第七章 从坦齐马特的人文主义到社会达尔文主义 / 188
第三部分 联合主义与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
第八章 青年土耳其党/ 207
第九章 十年战乱 (1908—1918) / 241
第十章 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的诞生 / 276
第十一章 革命民族主义共和国/ 302
第四部分 今日的土耳其
第十二章 多元政体 / 333
第十三章 人口、 经济和社会结构 / 366
第十四章 国家空间与政治现实 / 378
第十五章 宗教现实与少数群体空间 / 405
结语 2010 年代的各种不确定性 / 431
2015 年版后记 / 441
注释 / 448
大事年表/ 517
人物传记选注/ 529
主要政党、 组织和政治思潮/ 548
术语表/ 554
重要参考文献/ 562
原书索引/ 569
土耳其语单词转写说明/ 570
译者说明/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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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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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遭受的诸多领土损失中，埃及的丢失对伊斯坦布尔来说尤为苦涩。这不仅是首个以穆斯林为主体人口的地区脱离帝国，更是一次“叛国”，因为这一辽阔的省份是为寻求另一种中央集权、现代化和官僚化的模式而选择脱离，而这些正是奥斯曼人正奋力追求的。埃及很快成为帝国强大的敌人，而且数次对帝国产生威胁，特别是当它占领叙利亚地区并两次在帝国境内发动战争，将兵锋直抵安纳托利亚(1831—1832，1839)之时。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 Ali，1769—1849)——阿尔巴尼亚裔的奥斯曼帝国帕夏、自称赫迪夫(hidiv)的持不同政见的总督——被各国王室所接受，在获得欧洲认可方面甚至超过了奥斯曼苏丹。其他的领土丧失接踵而至:1812年失去了比萨拉比亚，1817年失去了塞尔维亚，1828年失去了希腊，1829年失去了明戈瑞利亚(Mingre?lie/Megrelya，在外高加索)，1830年失去了阿尔及利亚(奥斯曼帝国在那里的统治仅是象征性的)，1856年失去了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最后一块飞地，1878年失去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塞浦路斯。古老的帝国格言所形容的那个“战无不胜”帝国被“病夫”帝国的形象所取代，这个“病夫”不断受挫，完全无力保卫自己过于辽阔的领土(1881—1893年间统治着1740万人)。战争导致物价不断上涨，经济形势也持续恶化:“通货膨胀率每
年约为5%，此乃前所未见的水平。国家的支出......显著增加，在1761年至1885年间(每年)上涨约30%;在战争时期甚至上升到100%。”同样地，“在1760年至1800年间，战争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了200%以上”。仿佛是为了完成这一戏剧性的画面一般，1786年席卷伊斯坦布尔(损失了三分之一人口)的瘟疫、其他奥斯曼城市达到“惊人水平”的人工流产率和移民潮，共同营造出了一幅末日图景。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个腐朽的世界比以往更有活力。在19世纪之交，帝国实际上向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开放程度很高。像在萨洛尼卡这样的城市中，希腊人和犹太人在同欧洲的贸易和交流中充当中间人。那里的斯拉夫社群也很活跃。这个城市在1430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时只有2000居民7，后来却成为帝国乃至巴尔干地区最大的经济和思想中心之一。其他一些像伊兹密尔和贝鲁特一样较小的城市，也是首屈一指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当然还有伊斯坦布尔，这座“世界都市”，孕育了法国侨民社区中的雅各宾俱乐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与欧洲的大城市几乎同步经历着生活习惯和行为举止的变革。几十年后，这些变革将导致“过度西化”的现象。帝国向来自给自足，其流动性一直限于内部，这时却变得非常国际化。从1820年到1920年，有326347名奥斯曼人移民到南北美洲 (在1894—1896年的屠杀之后，移民趋势在亚美尼亚社群内加速了，同样的加速也出现在1905—1908年动荡之后的马其顿地区。根据菲克雷特·阿达纳尔统计，约有25万人选择前往新大陆，占马其顿男性人口的10%)。
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在对其他地方的分析中指出，19世纪初各种因素互相结合起来，共同将奥斯曼人推向一场时代危机。旧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因为其已无法再规范奥斯曼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再被认为是提供典范和准则的黄金时代。18世纪时，先贤(selef)仍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参考坐标，以至于在每一个危机时刻，人们都会“转向立法者苏莱曼时代的价值观和制度”。那个时代——既是奥斯曼性、也是伊斯兰的和普世性的———曾长期支撑着帝国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帝国内的实践符合伊斯兰的标准和要求，规范了帝国的“普世秩序”。然而如今，一切已然毫无用处。诚然，几十年后这个时代会被再次神化，以至于让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产生深深的怀旧情结，但在19世纪，当务之急是要开创一个新时代，一个能够将帝国投射到一个人们所期望的、与过去截然不同(至少是立竿见影)的未来之上的生存至上的时代。这个新时代有个名字———“新秩序”。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奥斯曼人事实上已经部分克服了他们认知上的困境，现在他们知道:他们无法理解欧洲，是因为此时欧洲的旧时代已经终结。接二连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背弃了考初贝伊所说的古代模式，而是因为常胜的欧洲如今处于一个新框架中，并从它与自身历史的决裂来思考自身与世界。驻巴黎大使穆罕默德·切莱比(Mehmed C?elebi，?—1732)的秘书奈迪姆·霍贾(Nedim Hoca)于1730年在给苏丹的伊玛目的信中如是说道:“这里(在巴黎)，你钟爱的亚里士多德已不再流行。如今一位法国人笛卡尔埃芬迪，他的思想主宰了一切。”霍贾的大使上司怀着惊讶和嫉妒的心情观察这个“异教徒的天堂”，对其赞不绝口。在于欧洲各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之前，高门已增派了临时性的外交使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将之定义为学习之旅。后来任外交大臣的驻巴黎大使哈莱特埃芬迪(Halet Efendi，1761—1822)，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要在哈莱特埃芬迪的所思所感和18世纪的‘概况’之间建立联系”，历史学家埃德海姆·埃尔代姆(Edhem Eldem)说道，我们将得出以下结论，“对欧洲模式接受的意愿更多出于被迫而非自愿，那种被全面击溃或一败涂地的感觉，那种断裂过程的重量，在奥斯曼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中都能感受到。”
几个世纪来，奥斯曼人对欧洲各国首都都视若无睹，为何现在又对它们倾心不已?或许正如阿里·阿克耶尔德兹(Ali Aky?ld?z)所指出的，“奥斯曼退步”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对欧洲缺乏了解。尽管与欧洲大陆交往频繁，但此种无知直到18世纪末才暴露无遗，这并不是因为奥斯曼人不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而是因为不能用现行的术语和解释框架来分析当时的欧洲。大使们需要自己先搞懂，然后再教给奥斯曼帝国苏丹及所有的显贵们这些评判和组织世界的新思维方式。在学习期间，他们在认识论上花费颇多，因为必须在根本上转变观念，不再基于现有的模式框架来审视奥斯曼帝国，更不能用参照性的模式来审视，而是基于未来的想象来审视。至于埃布贝基尔·拉提卜埃芬迪(Ebubekir Ratip Efendi，1750—1799)的出使，他于1792—1793年间在奥地利待了227天，谢里夫·马尔丁指出，他“成功地以前所未有的、详尽的方式说明了该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在他的报告中仅有一句提及宗教，自满地说到伊斯兰教(比起基督教)在动员士兵方面更具优势”。马尔丁补充道，当时大使提交的报告大多带有“唯物主义”特色。实际上，宗教已不再能为理解当下的欧洲及其与帝国的差异提供“钥匙”。卡特·芬德利(Carter Findley)同样强调，对于那些外交官而言，游历欧洲意味着人生经历的彻底断裂，有着持久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后果:“第一批外交官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伊斯梅尔·费鲁赫埃芬迪(·Ismail Ferruh Efendi，1798—1801年任职)，他是优素福·阿加(Yusuf Aga?h，1793)在伦敦的继任者。据了解，费鲁赫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投入到“科学协会”(Cemiyet?i·Ilmiyye)的创建中，汇聚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包括研讨科学、文学和哲学以及培养对此类内容感兴趣者。协会的教育活动以及1839年建立的第一所新式公立学校对伊斯梅尔·费鲁赫图书馆的兼并，都反映了他和他的朋友所产生的影响。最后一个例子凸显了大使和“特使”的紧迫感，他们迫切希望缩短时间并通过模仿来实现欧洲几百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这个例子来自海军司令哈利勒帕夏。哈利勒帕夏于1830年写道:“我刚从俄罗斯回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如果不模仿欧洲，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赶回亚洲。”这一判断的巨大讽刺性在于:提醒奥斯曼人欧化必要性的是他们的邻居，而这个邻居此时正被屈斯蒂纳(Custine)侯爵[在《俄罗斯，1839》(La Russie en 1839)中]谴责为“反欧洲”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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