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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补“治安战”研究空白的集大成之作
对于日军侵华期间的 “治安战”，国内学界长期多聚焦宏观战略，对其在华北、华中敌后的具体运作细节缺乏系统性梳理。本书从 “治安战” 的发起背景、战术演变到对占领区的长期影响，层层解构日军以 “清剿”“扫荡” 控制敌后的全貌。基于日方作战档案、亲历者口述、地方文献、战争文学等多元文献，为学界提供了兼具实证性与系统性的研究范本，是该领域不可替代的补白之作。
2.日本权威学者三十年深耕
作者笠原十九司为揭露南京大屠杀作出重要贡献，并被央视等多家媒体深度报道，还曾赴山西、河北等地调查数十次，搜集整理日本防卫省档案、抚顺战犯管理所供述、八路军机要电报等资料，以多重视角还原被遮蔽的战场真相。本书内容具有权威性与准确性。
3.戳破“维持治安”幌子，还原日军暴行的狰狞真相
书中用日军少尉的作战日记、短歌诗人宫柊二的诗句拼接出“杀光、烧光、抢光”的残酷暴行——被刺刀挑起的婴儿、遭轮奸后割乳的妇女、被毒气实验的村民……这些被掩盖的历史细节，不仅揭示了对生命的践踏与人性的泯灭，更是对施暴者的无声控诉，对和平年代的沉重警醒。
4.从扫荡到奴化：揭开“治安战”的统治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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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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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记述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实施的“治安战”的历史著作。书中引用战犯供述、受害者证言、回忆录等史料，讲述了日军企图在占领区彻底摧毁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而镇压中国百姓、强行夺取资源并扶持汉奸傀儡政权的历史，剖析了各阶段“治安战”的背景、目的、实施过程与特点，展现了“治安战”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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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著者：笠原十九司，日本历史学家，现任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师承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东亚近现代史和南京大屠杀史，代表作有《南京难民区的一百天》《日中全面战争与海军》等。
总顾问：张宪文，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
主编：范国平，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龙湖学者领军人才”，中华传统文化学院教授、革命文献研究院执行院长、日本战争罪行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兼任东南大学、重庆大学、广西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特聘教授、研究员、客座教授等职务。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理事。
译者：李越，复旦大学日本史博士，中国日本史学会会员，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讲师，翻译有《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等。
审校：李广民，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三级教授，著有《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准战争状态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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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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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一 再塑从全球视野揭露日本罪行的“典范之作” 1
丛书总序二 全球视野下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研究方兴未艾 4
译序 7
前言 山西省“治安战”中的宫柊二和田村泰次郎 1
第一章 中日战争中的“治安战” 23
第二章 华北“治安工作”与“第二满洲国化” 59
第三章 百团大战与“治安战”的正规化 87
第四章 亚洲太平洋战争与“治安战”的强化 113
第五章? “治安战”的多维度考察： 加害者的逻辑与受害人的记忆 143
结尾 “对日协力者”：汉奸们的命运 207
附录 215
后记 225
出版说明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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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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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华北的“三光作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所谓“三光作战”，即日军侵华期间在华北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内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已经过去八十年，但是相关研究仍然极为薄弱。以“治安强化运动”为关键词，在“知网”搜索，相关文章仅50余篇。专题研究著作，仅见南开大学江沛教授所著《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1941—1942》，余者散见于资料汇编、文史资料、党史资料、革命史资料等文献。日军“三光作战”在日本，更是只有“数家出版社在其出版的高中世界史教科书、日本史教科书中，作了简单的记述”，不仅“作为一个历史用语的名称，都几乎不为人所知”，而且“右翼势力否认侵华罪行时，认为中国史学界谴责日军在华北各地‘扫荡’中的‘三光政策’纯属子虚乌有”，极力用“‘谎话’‘编造’‘捏造’等字眼来否定”。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专家、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笠原十九司先生，在华北“三光作战”研究者藤原彰教授的影响下，于2010年完成了自己“一直希望就‘三光作战’编写一部著作”的愿望，这就是《日军的“治安战”》一书。
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战场，即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敌后战场。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大规模作战，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部队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尽管日军在正面战场屡屡获胜，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不仅牵制了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而且还在后方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扰乱了其在沦陷区的统治。1938年秋季，日军“即认定共产党势力为华北治安之最大隐患”，其后一再确认“华北治安所在，并非国民党，而是中国共产党”。193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与日军在敌后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与较量，以不屈不挠的姿态成为日军实现“治安”的最大“障碍”。对此，笠原十九司教授认为，为了安定后方，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日军在华北进行了大规模的“烬灭扫荡作战，这就是所谓的‘治安战’”。或者说日军“在其占领的广大地域上，长期派驻庞大的军队，并实施各种方案，以封锁、切断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活动”的“作战、战斗和工作”，合并起来就是“治安战”，也就是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
正是基于对日军“治安战”的上述理解，为了查明实际情况，以“了解整个中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日军的“治安战”》架构与《华北治安战》大体相同，论述内容并不局限于“治安强化运动”的高潮期，而是将“治安战”研究贯穿1937—1945年中日战争全过程。具体来讲，笠原十九司教授把日军“治安战”分为开始期（1937年7月—1939年）、正式期（1940年）、强化期（1941—1942年）和弱化期（1943年—1945年8月）四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述。全书除“前言”和“结尾”外，分为“中日战争中的‘治安战’”“华北‘治安工作’与‘第二满洲国化’”“百团大战与‘治安战’的正规化”“亚洲?太平洋战争与‘治安战’的强化”“‘治安战’的多维度考察：加害者的逻辑与受害人的记忆”五章。
纵览《日军的“治安战”》全书，可以发现，本书史料扎实，视野开阔，论述公允，可谓精彩纷呈，确为中日战争史研究佳作。
首先，史料丰富、鲜活。除了利用常规史料外，笠原十九司教授不仅征引了近藤一等人的口述材料，而且还大量引用田村泰次郎的《有裸女的队列》和《地雷原》、鬼井矿的《亲鸾和战争的悼念——信的群像》、宫柊二的《山西省》等文学作品，用以描绘日军在“三光作战”时所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须要指出的是，《山西省》等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实可视为另一种类型的口述和回忆史料。笠原十九司教授说：“本书之所以认为田村泰次郎的作品和近藤一的证言基本属实，是因为他们两人的上司住冈义一于战后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写下的详细的供述材料，与这二人所说所写的内容是相符的。”所以这些素材虽然是写实性质的作品，但在其他史料的佐证下，同样具有相当的可靠性。由于材料来自当事人叙述，读后更容易让人内心受到冲击和震撼，现场感十分强烈，一般史料难以比拟。当然，这再次提示我们，口述和回忆资料对于还原历史本相和细节，具有重要价值。
其次，内容宏大、生动。1937年8月，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就依靠傀儡政权维持占领区“治安”，实施对占领区的统治。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区安定的命令，制定《占据区治安肃正纲要》，推行“治安肃正”活动。从时段上看，国内学界一般从百团大战之后开始研讨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尤其是重点研究1941—1942年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而笠原十九司教授则从卢沟桥事变谈起，接着论述1938—1940年华北日军“治安战”情形，继而讨论亚洲太平洋战争之后华北日军“治安战”的强化与弱化，完整再现了日军“治安战”的历史。从内容上看，国内学界研究“治安强化运动”，一则侧重日军种种政策、措施与暴行，二则侧重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反抗的历史。而笠原十九司教授把“治安强化运动”放在中国和远东战局变化、中日两国国内政治和军事形势变化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不仅讨论“治安强化运动”本身，而且从中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鸟瞰，追源溯流，高屋建瓴。同时应当肯定的是，笠原十九司教授的宏阔论述，与翔实、生动的细节描写，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得益彰。
最后，观点公允、深邃。笠原十九司教授认为，日军的“治安战”不仅没有使英勇的中国人民屈服，反而大大激发了其抗日斗志，使他们“接受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参加并协助抗日游击地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显然“与日军的初衷背道而驰”，通过大量日文资料，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谱写的壮烈敌后抗战史。笠原十九司教授还把“治安战”的“实施方”（加害者）——日本兵的理论和“被实施方”（被害者）——中国民众的记忆，两相对照，以此反驳战俘的证言记录是“为免除重判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被强制的自白”“被洗脑的结果”“被优待而成的中国共产党鼓吹者”等谎言。此外，笠原十九司教授特别指出，“治安战”一词，很容易让人陷入错觉和误解，即“日本士兵的立场是‘正当’的，而‘搅乱治安’的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是‘不正当’的”，所以很多日军官兵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曾是侵略、加害的士兵”，如此论述，历史与现实在记忆之中连接起来，让人更加容易体察日本侵华战争的多方面影响。
当然，本书还存在待完善之处。例如，引用日文文献，利用“对手”史料，固然是特色和优点，但是相比较而言，对中文文献的利用尚有提升的空间。又如，对日军华北各地的“治安战”叙说不均衡，1943年至1945年“治安战”弱化期书写尚显薄弱。再如，汪伪“清乡”本质上就是“治安战”，本书虽然提及，但是论述甚少，如能与日军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比较，则能更好地再现日军在中国“治安战”的全貌。总之，书稿有些论述，仅仅点到为止，未能深入探讨，颇为遗憾。
季我努学社组织翻译笠原十九司教授所著《日军的“治安战”》，嘉惠学林。书稿即将付梓之际，范国平先生嘱我为译本写“译序”，盛情难却，于是草成上面的文字，不敢云“序”，只是一个粗浅的“读后感”而已，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畅
2025年1月9日
“治安战”这一历史用语，正如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纂的《战史丛书》中的《华北治安战》所记，是“治安扫荡作战”“治安肃正作战”“治安强化作战”等作战的略称用语，被用于中日战争时期。但是，在历史事典类及百科事典类辞书中，却没有该用语的词条，甚至在军事用语事典类的辞书中也查不到对该词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出，“治安战”作为一个历史用语，似乎正在被遗忘。在互联网上检索以“治安战”为题的图书，也只有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的《华北治安战》。如果是这样的话，本书取名《日军的“治安战”》，可以说是仅次于《华北治安战》（对“治安战”进行研究）的一本史书。
笔者曾经在《“治安战”的思想与技术》（《岩波讲座亚洲太平洋战争5战场的诸相》）中，对“治安战”作出定义，“所谓‘治安战’，是为了实现占领区、殖民地统治的稳定的战略、作战、战斗、政策等的总称”，《“治安战”的思想与技术》对于近代日本战争史中实施的“治安战”，即对中国台湾的战争、朝鲜抗日义勇兵斗争、西伯利亚干涉战争、九一八事变·“满洲国”、中日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各个时期的展开进行了整体概述，本书是《“治安战”的思想与技术》的续编，也是一个归纳总结。
首先，本书将中日战争（1937年7月—1945年8月）期间的“治安战”整体情况，放在整个中日战争里来进行研究解明，在当时负有对实施“治安战”的思想和技术进行实践尝试的性质。但是以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为契机，“治安战”进入了以“烬灭”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地区为目标的“治安讨伐作战”时代。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治安战”的目标和性质又转变为掠夺粮食、物资、资源、劳动力的手段。这些都促使中国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领导组织的抗日一方，成为日军的“治安战”受挫、崩溃的重要原因。本书旨在对这一整个过程进行剖析阐明。
关于在中国被称为“三光作战”（“三光政策”）的“治安战”，本书列举了日军在华北山西省实施的“烬灭扫荡作战”和掠夺，在河北省实施的“无人区”化和经济封锁作战，在山东省实施的细菌作战等战例，将加害者——日军的逻辑与被害者——中国农民的记忆进行对比，将敌对双方对事件的叙述进行对照映射，通过这一方法，尽量使叙述逼近事实真相。通过对照与该事件相关的日军方面的史料和中国民众方面的相关史料，可以说提高了所述事实的实证性。在日本（特别是在媒体界），主张“三光政策”是中国方面带有政治意图的宣传，认为“三光政策”并不存在的风潮依然很强大。但是，本书所详细叙述的与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史料、证言一致的事例，恐怕是不能用“谎话”“编造”“捏造”等字眼来否定的吧。
各位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本书中为“治安战”附加的叙述，就是对于以“天皇制集团无责任体制”为基础的，可谓对无谋胡闹的战争指导体制的批判，同时是对本书迄今为止还未曾论及的中日战争中海军战争责任的追究。以上这些，主要在注释中进行了阐述。在中日战争进入长期化的过程中，鼓吹强硬扩大论的拥有特异性格的精英军人——陆军中枢，特别是集中于参谋本部作战参谋中的有特权的官僚型军人们，挑起诺门坎战役，强行进驻北部、南部印度支那，使日本闯入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旋涡。本书对他们的作战指导进行了研究阐明，追究了这些作战参谋的战争责任。这些成为有特权的官僚型军人的作战参谋，通过他们自身策划的作战计划，致使以万为单位的士兵毫无价值地战死、病死、饿死。即使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他们却还继续无关痛痒地制订着那些无谋的作战计划，并依靠强权，命令前线部队实施。更为可怕的是，作战参谋制订的这些无谋的作战计划，一旦作为大本营的作战命令下达之后，就会通过毫无检查审核机制的、严格的、上传下达的军事制度被强行执行，处于战场最前线最末端的部队必须对之绝对服从，绝对不允许反对和拒绝。这样的军事机构，制造出了如同活祭品一般的数量众多的战死者。
笔者的恩师藤原彰先生，在去世两年前曾著有《饿死的灵魂》（青木书店，2001年）一书。这本书是笔者坚定地写出这些附加叙述的最初原因。恩师在《饿死的灵魂》中揭示，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日军战死者的大半都是因病、因饥饿（包括导致的营养不良）而死的这一令人惊愕的事实。书中最后写道：“发动这场原本就毫无道理的战争的机制自身，是那些笃信非合理精神主义、独善的攻势主义的陆海军精英军人的机械作业。而且，用无视补给的作战第一主义来指导战争使得大量人被饿死，也都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将那些在未来有无限发展可能的有为青年逼到可以说是除了倒毙路旁而别无他法的悲惨的饿死境地。他们的责任是非常明显的。”（《饿死的灵魂》，第235页）笔者痛切感到，对于我们战后出生的这一代来说，要了解那些强迫年轻的士兵们以饿死、病死乃至“玉碎”、自杀等方式投入无谋战死的战场实情和战争现实，在思绪中感受他们的遗憾、懊悔，绝不允许如此愚蠢的战争行为再次发生。
在本书终结之际，笔者还要指出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使用“治安战”这一作战用语进行战斗的日本士兵的意识和经验。日军在占领区、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内，向那些破坏、搅乱“治安”的“敌人”，即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宣传“治安肃正作战”是为了维持“治安”而实施的作战，官兵们对此也都有同样的意识。宫柊二根本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侵略、占领山西的日本士兵，在他创作的短歌中，将农民游击队称为“出没的敌人百姓”就是以上这种意识的反映。
为“守护治安”而实施“治安扫荡作战”的意识，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错觉，即日本士兵的立场是“正当”的，而“搅乱治安”的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是“不正当”的。原来，日本士兵被灌输，并且深信中日战争是为了阻止“苏联对中国的赤化”、要“惩罚成为苏联走狗的蒋介石的容共抗日政策”，是为了实现“日本帝国的自存自卫”的“圣战”。他们被灌输了强烈的反共意识，将共产党看作“恶”，因此军事思想的“正当化”意志非常坚定。为此，实施“治安战”，就是为了扫荡、歼灭“接受共产国际指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等治安搅乱之敌”等。从这些日军官兵的意识中很难生出在中国被称为“三光作战”的“治安战”本身就是侵略战争的意识。
在推行“治安战”的日本士兵中，很多在战后都没有形成自我意识，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曾是进行侵略、加害的士兵，这是因为他们从幼年时代就因《教育敕语》而被深深烙上了天皇制思想，因《军人敕谕》将天皇的军队（皇军）、天皇的士兵（皇兵）的思想深深揳入了骨髓之中。
从小学时代开始就被命令背诵《教育敕语》，这种思想已经融入日本国民的骨肉。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对于将天皇统治的日本帝国的威势扩大至整个东亚的战争是“圣战”，维持已经占领统治的区域、“辅佐天皇”的战争就是“治安战”的这一思想，不会抱有一丝怀疑。
而且，正如在中日战争中的军歌里最被广泛传唱的代表性杰作《露营之歌》中的第五段歌词“若为东洋和平故，区区性命何足惜”一样，众多官兵都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扩张日本帝国领土的战争是“为了东洋和平”而发动战争的这一骗局。可以说他们对于把针对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实施的“三光作战”，当作对“搅乱东洋和平”的势力而进行的“治安战”，并将其正当化的这一问题，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而且，作为天皇军队的“皇军”，“忠君爱国”精神教育的圣典，士兵们必须一字不落地熟记《军人敕谕》这一“忠君爱国”精神教育的圣典，“受上官之命，实即受朕之命也”，依天皇的权威将命令绝对化。为此，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即使上级的命令是违法的，在事实上也不可能拒绝服从。不仅如此，如果不遵守命令，他们还会面临着以“抗命罪”被告上军事法庭的情况。
遵守《军人敕谕》，使得那些被强制绝对服从部队上级作战命令的士兵，给自己加上了自我正当化的思考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些士兵看来，他们在号称是“治安战”的“三光作战”中所实施的行为，只是服从上级命令而已。
正如本书在第五章中所详细叙述的，众多的曾经实施过残虐行为的日本士兵（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相关人员，以及近藤一等少数提供加害证言者除外），在没有对侵略、加害行为进行深刻省察的情况下，就在战后社会中继续生活，之所以这样，也是由天皇军队的特质决定的，他们没有对“治安战”这一思想的欺瞒性进行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而本书就是希望通过探寻中日战争中的“治安战”的真相，探寻日本士兵的“治安战”经历，为他们所陷入的思想和思考错觉做一个外科手术，以此来重新审视战争的意义，这是笔者的一个尝试。
二是须要强调，“治安战”这一战争形态在现代依然存在。
中日战争期间，在华北有过指挥“治安战”经验的铃木启久，在越南战争正盛的1967年所写的手记《华中剿共战的实情和教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的五年间》（本书前文引用）当中指出，“日军实施的‘治安战’酷似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行为”。铃木的这段话也可以佐证笔者的观点。关于美国在越南北部实施的轰炸、美国对越南北部通往越南南部的解放势力的补给通道——胡志明小道的切断、美国对越南南部解放区的经济封锁等，铃木写道：“想要让以越共为首的越南北部等势力屈服，不能不说这种想法甚为乐观。根据我5年间的些微经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此阶段，针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败退，他清楚地断言，并用以下的论断作为结尾：“如果这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军人，在过去5年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结束苦战之后的杞人忧天的想法的话，那将幸甚。”
另外，作为骑兵第41联队的骑兵，有在山西省南部的山岳地带从事“治安战”经历的伊藤桂一，在其所著的《士兵们的陆军史——兵营与战场生活》（番町书房，1969年）当中写道：“第5师团参谋长折田贞重大佐在《折田贞重大佐回忆录》这本小册子中，对‘治安战’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述。这本小册子曾被当作自卫队的教材复印了极少份数，其对于苦于越南政策的美军来说，也有很多可以得到启示的地方。”（第186页）
日军的“治安战”与美国参与的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思考，日军的“治安战”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的原点。
在日本国内，以历史学研究、军事史研究的立场来看，最早真正地开始以“三光作战”为问题进行研究的是藤原彰先生。对于笔者来说，藤原先生是战争史研究的活字典，如果没有与先生相遇的话，恐怕笔者也不会对南京大屠杀及“三光作战”进行研究。在本书第四章中，将藤原先生作为大陆打通作战中的指挥部队的年轻中队长（也就是说将先生作为一名真实的历史人物）进行叙述的时候，笔者感触颇深。
藤原先生曾任第12军所属的第27师团步兵第3联队第1大队第3中队中尉，有在河北省从事“治安战”的经验。该师团是本书中所详细叙述的铃木启久所属的部队，因此藤原先生与铃木有着在几乎相同的地区从事“治安战”的经验。1943年3月，为镇压河北省中部永清县的红枪会（农村自卫的宗教结社）的叛乱而出兵时，21岁的藤原中尉目睹了以下让他震惊的场面，这让他改变了对中日战争的看法。
永清县一带（村民）因华北大水灾都已筋疲力尽。我们一解除红枪会的武装，就遇到了在河坝堤防上避难的一群村民。其中有一个瘦骨嶙峋的母亲，将一根野草的草秆当作奶头让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婴儿吮吸。这个场景让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所接受的教育是，日本军队是为了解放亚洲，是为了爱护中国民众而战斗的。但是，此情此景难道不正是日本军队把这些贫苦的农民逼入这种饥饿当中造成的吗？讨伐他们就是皇军的姿态吗？我心中出现了疑问。尽管之前我就已经感觉到“圣战”的美名与弹压民众的实情之间的差异，但是目睹这对饥饿母子的惨况后，现实还是让我深铭肺腑。我深刻感受到了日本军队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等让农民深受困苦的行动与（“圣战”）之间的矛盾。
我开始对同中国之间的战争抱有疑问，其决定性的转折点就是在永清县参加的镇压红枪会作战。冀东的“三光作战”之后，亲眼见到这里饥饿的农民的姿态，让我深受冲击。（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第59—60页）
谨以本书奉于藤原彰先生的灵前。末尾，笔者希望向给予本书执笔机会的岩波书店编辑部的吉田浩一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笔者一直希望就“三光作战”编写一部著作，吉田先生理解了笔者的意图并激励笔者，给予笔者机会写出自己想写的文字。另外，还有藤田纪子女士，笔者数度拖延交稿日期，但是藤田女士非常有耐心，直至本书完成为止，她一直都在迅速高效地推进着编辑工作。在此，笔者深表谢意。
笠原十九司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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