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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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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长于挖掘史料，本书所涉猎史料达800种。作者试图通过这些丰富的史料去探讨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中一些事关社会转型的论题，从底层群体和民间风气这样的角度来透视明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本书展现了一个与我们以往理解不一样的复杂多变、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明朝基层社会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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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明人所谓的“反道乱德”，反映出明代社会与文化所独具的“叛逆”气质。作为一个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王朝，明朝不仅重拾传承有序的汉唐衣冠文物制度，而且在制度与文化上出现了诸多变革与创新，人们的精神开始摆脱束缚，从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陈宝良教授长期深耕明代社会史与文化史，成就卓然。在本书中，他以明朝基层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风气为主要考察对象，围绕身份、性别、职业、阶层、社团、兴趣、群体意识等多角度，剖析明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演进、转型，揭示明代基层士民观念上的变化和叛逆精神的形成。此次再版，除了文字修订外，作者另增补了数万字最新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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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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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良，著名明史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于中国社科出版社、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专门史学科），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台北《明史研究专刊》海外编审委员、《中州学刊》编委、《西南大学学报》编委、《明清史评论》学术委员、《西部史学》编委。著有《中国的社与会》《中国流氓史》《明代社会生活史》《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等专著10余部，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海内外知名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多部著作已被翻译成韩文、英文在海外出版。其多部著述曾入选国内各种年度优秀图书榜，并被哈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等海内外知名大学列为学生指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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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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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上编 社会的转型
第一章 拜盟结社：民间组织及其勃兴
第二章 礼下庶人：礼教秩序与社会生活变迁
第三章 雕虫篆刻：文人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第四章 四民之首：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
第五章 佐官检吏：幕府人事制度
第六章 儒侠盗互动：知识人群体与侠盗之关系
第七章 光棍喇虎：无赖层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
第八章 女山人、女帮闲：妇女的社交网络及其媒介
下编 文化的变迁
第一章 求真务实：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
第二章 孔颜之乐：从白沙之乐到卓吾之乐
第三章 俳谐蜚语：江南士风与讽刺文学的勃兴
第四章 致富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第五章 自我与社会：以自传文为例
第六章 英雄崇拜：英雄豪杰观及其新动向
第七章 三教合一：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
第八章 学术史一隅：秀才学问与举业文章
余论：明清易代与社会文化的波折
参考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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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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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正德以后明代社会的转型，体现在各个方面，诸如经济结构的转向，政治结构及政治氛围的变化，“社会流动” 的加速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等。
1. 经济结构的转向
明代社会转型明显之处，首先出现在经济上，这就是有了兴旺繁荣的商业与工业经济。关于中国经济的近代化问题，这是中、西方学术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自1950年以后，关于中国近代早期，也即从16世纪至19世纪早期，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英文出版物无疑有了较大的增加。毫无疑问，在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传统经济证据的选择与解释，在19世纪时深深受到欧洲自己的动态进程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析又深深受到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的影响，受到诸如对中国语言的无知，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的混乱，以及1949年以后与中国文化的长期隔离的影响。而在中国国内的学术界，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的研究，其观点显然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1949年以前，受到了剧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1949年以后，又受较多的学术自由被限制的影响。于是，在关于 “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下面这样一种比较认同的观点：如果说1840年以前，中国经济已处于一种独立的近代工业化的边缘，那么，1840年以后，西方的 “挑战” 就会被视作一种对中国经济的毁灭。自1980年以后，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在西方史学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对中国经济史的普遍看法，这就是在10至14世纪，中国经历了一次 “中世纪的经济革命”。但在随后的蒙古族统治下，以及明初的 “控制经济” 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遭到了挫折。但经过随后几个世纪经济的持续发展之后，到了晚明，在中国经济领域又出现了 “第二次商业革命”，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
一般认为，“文学士多寡节气”。究其原因，据明人吴廷翰的解释，则是：“以其习华悦人，故性成而柔驯，居尝议论霏霏有余，及临事难，辄蓄缩巽冥，战汉不能出一语，往往殉其守。”与道学之士相比，文人的气节确乎稍有不逮。不妨举明末文人董其昌、钱谦益，与道学家刘宗周、黄道周作一比较。董其昌文章书画，冠绝一时，海内望之如山斗。然受名士流风影响，“每疏绳检，且以身修为庭训，致其子弟，亦鲜克由礼”。后董其昌在乡为富不仁，终于引其民众的愤慨，有“民抄董宦”一事。钱谦益为明季文坛领袖，却不惜行检，当原配陈夫人还在时，即以河东君柳如是为妻，“以妾为妻”，其无行可见一斑。钱氏一事，若属实，正堪无耻之尤了。据明末清初人李清载，谦益降北以后，柳如是留南京，与一私夫乱。谦益子鸣其私夫于官，杖杀之。谦益怒，屏其子不见，语人道：“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女人乎？”闻者莫不掩口。钱氏在家乡的口碑亦不佳。反观道学之士，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却能尽节而死，终成纲常人物。如刘宗周、黄道周，在崇祯年间被视为“天下清望”。当浙中不守时，宗周不食而死；道周受闽中之命，以阁部督师，被擒死之。
三是文人穷酸，而且愿意言穷，甚至哭穷。轻薄、无行，出入花街柳巷，这是风流才子的勾当。而绝大部分的下层文人，即所谓的乡下学究，则无不是一副穷酸样。明朝人早就认识到了文人与穷的不解之缘。如袁中道就说：“知交中韵士，即是贫士。富人多非韵人。”但明代文人更喜言穷。如江盈科有诗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是母，宦橐薄于儒。乞米怜腰惯，窥铜笑貌（月檴）。乡书不敢寄，猿鹤恐嘲予。”此即其例。
当然，穷酸只是与学究为伍，而与那些已有官位的大人先生无缘，如江盈科之言穷，只是一种文人习气在作怪，其实与乡村学究相比，他的日子并不难过。正如朱自清所说，向来说“寒酸”“穷酸”，似乎酸气者聚集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不会执着在书上，“酸气味”是可以洗掉的。事实确乎如此。明代出仕过的文人，无论其如何说穷，终有基本的田地、房产供其消费。如唐顺之，初时有田百亩，其后增至“盈千”。又如袁中道，自言其维持其逍遥的文士生活以及养家的经济来源：有供粥之田，可取租四百余石；岁有租银近百金；又在沙市有一宅，售值可置田数百亩。
今人陈玮论文人道，文人绝非一般舞文弄墨的酸丁秀才，而指具有极致的文人习气的一类知识分子。他将文人气质概括为“五气”，即：书卷气、骨气、正气、义气、清气。这当然是今人理想化了的文人形象。但如果对明代文人作一具体考察，那么酸丁或乡村学究在文人阶层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就不能不给予充分的注意。事实上，书卷气是明代文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即使乡村学究如何穷酸，他们总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因这种知识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基础。文人当然是传统读书人的一部分，故又可称“书生”。这固然是一个颇值得骄傲的称谓，如说“一介书生”或“书生本色”，无不都含有清高的意味。所以，明代的文人墨客大多以贫为清高，进而以清高为标榜。骨气也者，简言之，即傲气。文人无疑是知识的掌握者，而知识又赋予文人以超俗的权力和优越。于是，明代文人也就具有了笑傲王侯、指点江山的传统，潜意识中常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至于正气、义气，亦即临难尽节尽忠，更多的是在道学家之流中可以找到。而继承魏晋以来文人传统的文人，反而具有一种非道德或非规范的特点。即以“狎邪”为例，文人并不视之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无伤道德。这不仅是历代文人的通病，而尤以明代文人为甚。换言之，明代文人一方面追求清雅之事，如书画、文学，另一方面又追求相当世俗化、物质化的生活，甚或追逐声色犬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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