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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澳大利亚著名亚洲史学者杰弗里·C. 冈恩最新力作
一部世界史视角下，海上丝绸之路领域极具雄心与洞见之作
一部基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实例，以完整脉络纵览历史全貌之作
一部远离欧洲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和叙事框架的历史地理学专著
热点溯源：海洋的地缘逻辑与大陆截然不同，霍尔木兹海峡的烽火从未真正熄灭，今日的“史诗怒火”行动不过是历史骇浪的昨日重现。本书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烽烟溯源之作。
宏大叙事：古希腊罗马也曾向东扩张到阿拉伯海，葡萄牙人于1507年攻陷了霍尔木兹王国；阿拉伯人持续向东传播影响，想尽办法隔离并垄断东西方的贸易代理；南亚次大陆的朱罗王朝等力量向东渗透时，发现中国人早已在岸上等候多时......多元、多维、多视角呈现各大文明面向海洋的探索与想象。
历史一再说明，中国人从未远离海洋。无论是官方的朝贡体系与远洋舰队，还是民间推动琉球成为东方海洋枢纽，乃至日本对其体系的仿效，都展现出一个动态的海洋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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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该书作者通过一系列历史文献的梳理和考古实例的考察——
讲述了古典时代各大文明（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波斯和以葡萄牙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世界的地理想象；
描绘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大文明之间交流的（如大航海时代欧洲对东方黄金香料的探索与向往、印度文明跨越山海传播影响、伊斯兰文明充当经纪联络四方，以及华夏朝贡贸易铸就忠诚的海洋藩邦等）诸多历史图景；
考察了各大文明对远方陆地的航海探索、聚落和港口的兴衰、商业网络的起源、发展与变化等历史进程，试图还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现场；
并得出结论：海上丝绸之路是链式连接的贸易之路，是航行探索地理与文明边疆的认知之路。海洋见证文明彼此塑造碰撞共生，驶出冰与火的迷雾，记录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时空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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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澳]杰弗里 ? C. 冈恩（Geoffrey C. Gunn）
中国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日本长崎大学教授。出生于澳大利亚，曾在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莫纳什大学学习，系亚洲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
主要著作：《澳门史1557-1999》《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世界历史教科书》《第一次全球化：欧亚交流1500-1800》《战时澳门：日本阴霾下的政治与民生》等，并已被翻译成中文、葡萄牙文、印度尼西亚文出版。其中，《澳门史1557-1999》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9年引进翻译出版，《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已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4年引进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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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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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视野的大历史
毫无疑问，有很多方法可以在历史书写中超越国家民族视野。我们可以研究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文明之间的知识、文化或宗教交流；我们可以研究贸易和商业，找出关于世界范围内的财富积累、中心—边缘拉动力以及其他激励经济历史学家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通过检查商品链（例如，来自偏远地区的香料和其他特产如何最终进入遥远的市场），以类似的方式，我们可以解释中国瓷器等珍贵物品最终是如何进入中东或欧洲的皇宫，甚至是部落环境中的，在那里它们被奉为带有神性的珍贵物品；我们可以调查亚当·斯密（Adam Smith仔细研究过的全球白银套利交易。
今天的世界史或全球史写作方法也呈现出对于周期性的认识（包括东亚的王朝周期），以及人口统计、生态环境和经济学的观念，就像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描述的45—55 年的波动模式一样。海洋考古的发现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助于勾勒出连接海洋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脉络。事实上，所有这些方法都被用来展示全球性联系以及跨时代的区域内相关性。虽然罗塞塔石碑并不是每天都能被发现，但包括海洋考古在内的重大考古发现仍在继续对我们心中有关古代贸易和商业的认知产生革命性的改变。
实事求是地说，仅从定义来看，世界史不同于国别史，当然这一定义可能被曲解。尽管如此，我不妨直言不讳，无论是自主的历史研究，还是依托宫廷档案、晦涩文献独家获取权开展的历史研究，国家视野的维度不容忽视。不管是好是坏，大部分历史研究都是在国家主持下进行或促成的。研究者的签证会受到审查，访问可能会受到限制，资助也可能被拒绝。正如《什么是全球历史？》的作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所说，全球历史因其对国别史所具有的挑战而具有争议性，因为它“旨在改变知识的组织和制度秩序”。然而，全球史的作者并不寻求用整个通史或地球的历史来取代国家历史，他们也不一定要写宏观历史。相反，康拉德进而认为这通常更像是一个历史书写空间（即“非全球”） 的划界问题，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全球联系和结构条件。
今天的时代精神也倾向于阐述新的知识潮流和趣味。那么，新的观念，例如生态环境研究甚至流行病学研究出现的理解，对塑造史学作品就显得很重要。思想的全球传播是科学时代的另一个副产品，世界历史学家也是数字革命的受益者。正如康拉德所言，“在21 世纪书写历史已经今非昔比”，这喻示着历史学家使用这项技术的方式会影响他们的思维，就像把相互排斥的叙事方法融合在一起，同时又希望能够兼顾到各种意见一样。尽管如此，我的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是：将可以追溯到第一批东方学者的先驱调查与当今正在进行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利用当地和国际的专业知识。
受过碑铭学训练的一代东方学家倾向于关注不朽的事物，然而时至今朝，碳年代测定、遥感和航空监测等现代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认知能力。正如一本关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历史联系的册子所评论的那样：“这个领域现在如此庞大而复杂，似乎需要综合各种思想、方法和信息。”［塔利亚科佐（Tagliacozzo）、张雯勤（Chang）］尤其是考虑到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应对所有必要的语言、地理和事件，这本册子编辑的观点就更为发人深省了。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够同时掌握不同文化的多种工作语言，实际上所有历史学家都站在早期研究人员的肩膀上。
因此，世界区域历史分析可能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与时代潮流融合的产物。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名字和影响值得特别关注，尤其是他对地理（地中海）和长期历史的强调；印度洋研究似乎是分开发展的，本土和非本土作者对“分区”或环印度洋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不平等贸易、核心—边缘开发和世界市场的关注，使他的世界体系方法成为后哥伦比亚时代的历史词汇中引人注目的补充。实际上直到19 世纪，着眼全球的研究方法才不再把亚洲作为欧洲的附属品。沃勒斯坦也呼吁采取一种批判性反思的研究。然而，由于缺乏实地的考察与分辨，世界体系的方法往往又低估了前现代时期历史地理演变的作用。但第二代海洋和贸易学者也借鉴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尤其是利用了他的核心概念。
在后续的讨论中，我还将提到立足世界体系的角度开展研究的学者。其中，最特别的是珍妮特·阿布—卢戈霍德（Janet Abu—Lughod），尤其是她所谓的“13 世纪世界体系”。在她看来，13 世纪世界体系的繁盛时期表现了较高的文化水准，特别是在阿拉伯商人主导下的环印度洋海域尤为如此。虽然西方最终会在13 世纪世界体系的步履蹒跚中继续前进，但即使在13 世纪，东方世界仍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无论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何种批判性讨论，辩论的各方都坚持认为，历史变革的源泉在于全球大交流。
2 想象的地理与地理的想象
西方传统中的地图集和地理想象图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当然，在描述空间方面，在其他文明和传统中寻找思想认知的地图和手法并不难。这特别适用于各大帝国，并且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全球空间的测量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王国并延续到亚历山大里亚人，但在过去两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对土地和国家地理的认知都没能达到笛卡尔空间概念［或者称做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定义的空间体系］的水平。在某些传统中，王国将自己定位为辐射中心或曼荼罗圆心。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领主们都成为他们信仰的捍卫者。在其他传统中，皇帝则标榜自己统治天下万物。几乎所有地方都盛行着奢华和仪式。对劳动力和思想的控制经常使得领土概念相形见绌，而野蛮人和战俘的地位则被贬斥为无足轻重的弃儿一般。
自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于1978 年面世以来，想象的历史和地理的概念已经聚集了知识的力量，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 年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对身份，甚至身份政治的新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地理可以被视为权力的工具，服务于“他者”，遂行排斥、疏远或收买的任务。正如萨义德所说，在欧洲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欧洲强大而清晰；亚洲失败而模糊”。对于萨义德来说，正是欧洲“清晰地”描述了东方，其根源在于公元前480 年的希波战争导致亚历山大大帝向东推进到印度河流域的古希腊时期。在认知概念上，这导致了新的分类法的产生，以及亚洲被划分为被征服和已知的诸多王国（实际上是地区），即使是所谓近东和远东的分类，也无非是未知的和等待征服的两种区域。旧世界和哥伦布之后的新世界（尽管当时它被误认为是旧世界的一部分）并没有被排除在“心灵的地理”这样的精神理解之外。
诚然，萨义德的经典作品催生了重要的批判性描述，萨义德推出新观点和描述以参与其中的论争。例如，金·M. 菲利普斯（Kim M. Phillips）提请人们注意“1245—1510 年间欧洲对亚洲的别有特色的看法”，当时殖民心态对人们态度的影响还很小。与萨义德主要关注中世纪之后时代的态度相反，菲利普斯的介入提醒我们，也应该警惕年代本身。此外，萨义德对中东的关注使他忽略了真正的东半球。尽管中国就在东半球的核心位置，但在“西方”的古典时代，托勒密所确定的东半球除了模糊地提到丝绸和香料的来源外，几乎不为人知。即使在蒙元帝国时期马可·波罗的证实下，中国仍然被模糊地称为“契丹”（在俄语和其他一些语言中也是如此），而真正的中国（其时已为明朝统治）直到16 世纪初，才为第一批到达的耶稣会传教士所探知。
换句话说，当我们考虑文明的兴衰时，不难发现古典世界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也是多中心的。欧亚大陆上非亚洲的部分大致相当于欧洲，非欧洲的部分大致相当于亚洲，东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世界跨越了这两个世界，而在此之前则是腓尼基跨越了欧亚世界的范围。从罗马时代开始，印度通过其印度洋贸易网络与东西方相连，并与我们现在称为东南亚的区域相连接，这一区域跨越陆地与海洋，主要通过印度教—佛教呈离散分布的异质文明联系在一起。从公元800 年开始，伊斯兰哈里发和各大帝国统治着非洲—欧亚大陆的大片地区，包括波斯和莫卧儿印度。中国的中央王具有更长的延续性，她一直是东亚主要的文明影响者，将日本、越南和朝鲜纳入其文化轨道，并在明朝早期皇帝统治下成为强大的朝贡贸易网络的核心，该网络在其顶峰时期甚至延伸到印度洋的尽头。
传统的世界历史通常会详细描述帝国的兴衰，在萨义德版本中，还有物理意义上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征服，但它们也会有一些变化和借鉴意义。连接东西方的不光是核心的贸易—如海洋考古研究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还有思想、哲学和宗教的重大转变。在其他地方，我称之为“欧亚大交流”。许多书籍和论文都涉及这些问题，但本书聚焦在地理领域。无论是否东方主义者，地理往往是根据旅行者提供的信息所编撰的，旅行者们包括水手、商人和传教士。《马可·波罗游记》就是这样的作品。融入了伊斯兰传统的《伊本·白图泰游记》是14 世纪早期摩洛哥出身的旅行者的作品。明朝早期的郑和下西洋同样产生了一系列衍生作品，如中国关于印度洋贸易的地理著作。不消说，这些经验主义的作品融入了制图学的元素，
其中许多有其文化边界，有的则是虚构的包括一系列猜想的地域。本书的连续章节同样提到了文明背景下的绘图、制表和地带序次的安排。
埃雷迪亚手稿里的阴谋与谜团
尽管不能完全否认葡萄牙人是意外抵达澳大利亚海岸的，事实上，这一说法是各种猜测的主题，但我们还是梳理了证据，证明他们是有计划的侦察，比如被黄金的前景所吸引。即使撇开保密问题不谈，葡萄牙人了解澳大利亚的最佳证据来自地理学家或自称为宇宙学家的埃雷迪亚的笔下，他活跃于16 世纪最后10 年和17 世纪前几十年。当时葡萄牙处于伊比利亚联盟之下，作者埃雷迪亚将名为《马六甲和印度南部与中国的情况报告》（果阿，1613）的一本手稿献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并宣布自己是南方大陆的“发现者”，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地理想象的先驱。埃雷迪亚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遗留了一系列文本和地图谜语供后人解释。埃雷迪亚的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布吉人，他从小在果阿接受耶稣会教育，在马六甲逗留的二十多年，使得他成为获得亚洲海洋经验传述的受益者。
由于埃雷迪亚的主要著作和地图都是手稿，到现代，他几乎被遗忘了。但是，当他的代表作《马六甲描述》落入耶稣会研究人员手中时，人们对埃雷迪亚的认识在17 世纪初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博兰学派的研究人员参与了一个撰写圣徒史的项目，即《圣徒传》。然而，在1773 年耶稣会的研究人员被镇压后，手稿被转移到比利时皇家图书馆。1871 年，编列模糊的目录条目为F. Faveri MS.7264 的手稿被重新发现，在葡萄牙外交官的鼓励下，莱昂·詹森（Léon Janssen）于1882 年以法语翻译和评论的形式出版了这本书，书名为《马六甲、印度洋和华夏：埃雷迪亚亲笔手稿》。詹森的这次出版非常宝贵，因为他将埃雷迪亚的手稿翻译成现代葡萄牙语，同时也翻译成法语。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介绍外，比利时皇家图书馆的馆长夏尔·吕埃朗（Ch. Ruelens）也为其作了序言。1930 年，米尔斯（J. V. G.Mills）制作了詹森版的英文译本，在某些方面对前者有所改进，通过结合他自己对马来世界的专业知识添加了大量注释而作了修正。
甚至在此之前，大英博物馆地图收藏馆馆长理查德·亨利·梅杰（Richard Henry Major）就已经注意到埃雷迪亚，他发现了一张手绘地图，该地图从早期地图中复制而来，大胆地宣称埃雷迪亚是南方大陆的发现者，南方大陆即指称澳大利亚。这一发现促使梅杰在《考古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将埃雷迪亚与1601 年澳大利亚的早期发现联系起来。通过这样做，他挑战了荷兰人在1606 年乘坐“鸽子号”抵达约克角的航行发现了澳大利亚这一传统认知。梅杰还引用了法国地图作为支持证据。葡萄牙人对梅杰的研究很感兴趣，里斯本和其他地方的档案搜索揭示了1871 年在安特卫普举行的地理会议上展出的布鲁塞尔手稿。紧接其后，在1875 年巴黎举行的地理大会上，埃雷迪亚的手写卷被展示并由专家讨论，促进了进一步的出版。
在此期间，梅杰意识到抄写员很可能在埃雷迪亚的地图上添加了一些日期或更正信息。除了否认埃雷迪亚早先的主张外，梅杰还进一步认为他是骗子。梅杰在他的著作《航海家亨利王子发现记》（1887）的附录中对此进行了补充。在这本书中，他声称自己被原始抄写员的地图所误导，地图上的标题“Nuca Antara”于1601 年被埃雷迪亚发现。梅杰宣称，这“含混不清且具有误导性”，暗示出于“对成功带来的荣誉的期待”，埃雷迪亚宣称自己是发现者，但这并非事实（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纸面上他也不是真正的发现者。梅杰为自己迅速脱离早前的看法和出版物而感到庆幸，并因此引发了某种重新评估的研究。正如米尔斯对抄写员地图的评论，这种干扰包括将努卡（Nuca）一词全部替换为卢卡（Luca），如埃雷迪亚在其《马六甲描述》中一贯使用的那样，他的描述增加了表明荷兰人之前发现的文字，以及将新几内亚与南部大陆联系起来等诸如此类的怪异之处。尽管如此，至今仍有人为埃雷迪亚手稿的抄写员辩护。例如，葡萄牙历史学家若昂·C. 雷斯（Jo?o C. Reis）提出当初梅杰所审查地图的伪造者的动机问题。鉴于抄写员引入的大量拼写错误，他不可能是一名葡萄牙人，此外，这张复制地图也没有任何用处。这张地图来自马德里，并于1848 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购。尽管这张复制地图存在各种问题，但里斯总结道，原始地图是由埃雷迪亚本人制作的，从而确认了现代复制旧地图的确有其传承。
与此同时， 法国民族学家、地理学家欧内斯特·西奥多·哈米（Ernest-Théodore Hamy）于1878 年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另一份《埃雷迪亚》手稿，并发表了《论俄斐尔》（1616），其中还附有埃雷迪亚的小传（法国国家图书馆；米尔斯1930：271—285）。在《地理学会公报》（1878）中，哈米仔细剖析了整个埃雷迪亚的作品，包括他备受争议的地图，力求提出一个更细致的立场。正如他所总结的那样，埃雷迪亚并不是如梅杰所说最早提出的南方大陆的发现者。然而，从17 世纪早期的角度来看，埃雷迪亚无疑指引了地理科学的“有趣”方面。因此，他在澳大利亚发现史上“合法地”占据了一小部分。
但埃雷迪亚在他的文字中说了什么？提出了什么要求呢？为了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埃雷迪亚引用了许多从爪哇岛和属于小巽他群岛的岛屿向南航行的故事。为了增加其著作的权威性，他引用了弗洛雷斯岛上的恩德堡垒葡萄牙指挥官佩德罗·德·卡瓦莱斯（Pedro de Carvalhaes）于1601 年10 月4 日撰写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商人们被狂风和海流吹向南方，从萨武岛出发，抵达卢卡维奇岛或一个黄金岛（途经一个椰子岛和一个女人岛）。恩德堡垒准备派遣船只，但由于致命的风险，被多明我会传教士劝阻。另一份来自卡瓦莱斯的同一天的证明报告了爪哇岛王子从爪哇岛东端向南航行12 天后抵达一个叫作卢勘塔拉的地方。这是一片肥沃、树木繁茂的土地，分为许多王国，拥有众多城镇和村庄，其居民与爪哇人相似但讲的是另一种语言。 它被描述为与智利的180° 对跖点1，处于向东的纬度或相对的时间点，可以推断其居民拥有相同的“气候”和种族。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弗朗索瓦·德·雷森德（Fran?ois de Rezende）的，他从帝汶岛驾驶一艘载有檀香木的帆船，被风暴吹向南方，抵达比奇港，也遇到了类似爪哇人的居民。装载满黄金和水后，他返回了马六甲。在另一个故事中，一艘葡萄牙船在风暴的驱使下向南航行40°，发现了一个居住着成群鹦鹉的地方。它似乎是一个像卢卡维奇岛一样的大陆。在另一个故事中，一艘荷兰船在1606 年向南航行41°，遇到了一群葡萄牙人，他们是早期遭遇海难的葡萄牙人的后代。
综上所述，这些航行中的记录相比而言更为可信，而且无论是大陆还是岛屿都通向澳大利亚目的地。鹦鹉的出现确实表明了澳大利亚的存在，但与沉船和女人岛有关的一些元素，可以从其他“发现”背景中提取出来，而且几乎所有叙述的航行都充满了奇幻元素。埃雷迪亚要求船只去发现黄金岛。他指出，9 月是乘季风前往马六甲的最佳时间（3 月至7 月是暴风雨季节）。在马六甲度过整个11 月后，船只应在12 月启航前往索罗岛，然后于1 月离开前往帝汶岛、恩德岛和萨武岛。在这些岛屿过冬后，船只将在8 月至9 月返回。葡萄牙印度总督（1600—1605）艾雷斯·德·萨尔达尼亚（Aires de Saldanha）于1601 年4 月5 日写信给王室当局，称赞埃雷迪亚值得获得许可证，以探索“帝汶岛以南”地区的金岛，并在《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1 规定的范围内，以葡萄牙的名义占有这些岛屿。据称，他向财政部门做了通报。获得萨尔达尼亚的使命任务以及“阿德兰塔多”或总督的头衔后，埃雷迪亚从果阿启航前往马六甲，准备继续向南航行。然而，正如人们所知，他途中被正式要求帮助修筑马六甲堡垒防御荷兰和马来人的袭击，而荷兰人那时正控制着巴厘岛和索罗海峡，“因此不可能实现1601 年的航行”。
正如历史学家豪尔赫·弗洛雷斯（Jorge Flores）所解读的那样，埃雷迪亚不遗余力地夸大自己的重要性以赢得并不符合实际的认证，例如他曾经写信给许多权贵，其中有王权当局（从瓦斯科·达伽马之子佩德罗·达伽马开始）；他还致信西班牙双王联合统治期间的国王菲利普三世以及教皇。例如，埃雷迪亚声称，西班牙国王实际上将他命名为南方印度（一个假定的南方土地）的发现者，或者他被授予“阿德兰塔多”（adelantado）的荣耀头衔并成为骑士团的成员，而这些并不能得到证实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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