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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横跨三千年的变法史诗，王子今教授以深厚的史学功底与独特的文化史视角，甄选吴起变法、商鞅变法、胡服骑射、王安石新政、戊戌维新等十大关键变法节点，串联起中国历代改革的壮阔历程。书中不仅细致拆解每项变法的核心举措 —— 从 “废井田、开阡陌” 到 “一条鞭法”，从 “托古改制” 的策略智慧到 “国强民弱” 的深层悖论，更深入剖析变法者的坚毅与悲壮、改革的机遇与阻力、制度变革与文化基因的复杂纠缠。
跳出“事件罗列”的传统叙事，本书聚焦 “变法” 这一核心主题，既还原了历史现场的政治博弈与社会震荡，又提炼出变法的类型规律、理论困境与实践教训，让读者在回顾历代改革得失中，读懂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逻辑与文化传统的深层特质。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文史研究者，还是关注社会变革的思考者，都能从这部兼具史料厚度、思辨深度与可读性的著作中，获得穿越时空的启示与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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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传统社会“治”与“安”的沉稳文化基调中，如何孕育出激烈的变法改革？本书横跨3000年，选取10次重要变革，全景式呈现中国历代变法历程。
变法的“必然性”：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间点？
变法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当时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和政治困境倒逼统治者作出的选择。商鞅变法前秦国的积弱，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的三冗问题，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证。
变法者的“真实面孔”：不只有主角，还有反对者、支持者
书中摒弃标签化的评价，而是从人物的性格、处境、动机出发，进行全方位剖析。反对者反对的是变法本身，还是变法的执行方式？比如司马光反对青苗法，是因为认为其违背民本，还是为了维护士族利益？这些人物的挣扎、纠结与坚持，能让历史变得鲜活，避免脸谱化。
变法的“成败辩证法”：不是非黑即白的定论
本书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具体事件，而是将变法现象作为考察对象，进而以较为通贯的视野比较历代乃至中外变法之异同，尝试从中分析变法的固有模式。比如商鞅变法，短期让秦国国力大增，长期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但严刑峻法也为秦的速亡埋下伏笔。
变法的“历史回响”
读史的价值在于以史为鉴。本书借助丰富的史料，深入剖析王朝更替中的政治演变轨迹、政制因时渐变的内在逻辑及社会生活局部变革的典型案例，从而讲透变法博弈的复杂性与曲折进程，揭秘改革者难以逃脱的悲壮宿命，提炼跨越千年的历史智慧，最终为当下提供深刻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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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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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著名秦汉史专家，现任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发表学术论文800余篇，发表其他学术文章4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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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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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史上的变法运动
一·吴起变法
明法审令 002
廉平，尽能得士心 006
在德不在险 008
死后留权 011
猜忍与刻暴 014
二·商君的历史贡献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023
商鞅能令政必行 026
尚力任法 029
兵为强国之要 034
迁都咸阳的意义 036
商鞅与《商君书》的政治文化影响 042
以“法古”反“法古” 047
《商君书》“国强民弱”政治公式 050
关于商君“刻薄” 053
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胡服之功未可知也 058
赵武灵王胡服而朝 063
革政而胡服 065
“无穷之门” 067
四·汉武帝“更化”
文化新政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074
选官制度的创新 083
新经济体制的确立 087
轮台诏：“过天地之风雷” 091
五·王莽改制
“匿情求名”的贵族 100
王田私属 103
五均六莞 106
分州定域 109
“东都”规划 113
新莽王朝的覆灭 117
“复古”的失败 119
躁扰 ·激发 ·数变改：变法史上的教训 122
六·北魏孝文帝“变俗”“迁都”
对中原“礼数”“法禁”的
尊重和学习 126
改革吏治的制度化建设 131
迁都洛阳 134
均田制与三长制 137
“往宪”和“旧典” 139
七·“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的事业
理财兴农新法 144
省兵置将新法 148
励学选官新法 153
“三不足”精神 155
“先王之法”和“先王之政” 157
“井田”梦想 160
“拗相公”形象 168
八·金世宗改革
“以富贵文字，坏我土俗” 174
资级不到庸何伤 177
“小尧舜”称号 179
九·张居正改革
加强边防：以相而兼将 184
考成法 188
一条鞭法 193
张居正改革的负面现象 196
柔刚·宽狭·缓急 198
“夺情”风波 201
身后一败涂地 203
十·戊戌维新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208
《强学报》和《湘学报》 212
百日维新 215
戊戌六君子 219
变法的文化史思考
中国历代变法的类型分析 224
变法的理论和实践 233
“托古改制”：变法的策略形式 244
变法运动与变法运动的主持者 258
后记 266
主要参考书目 270
插图目录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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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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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王子今著《变法三千年：中国历代改革得失》，初版是列入《中国史话》系列丛书的《变法史话》。此前，作者还著有《改革史话》。
《变法三千年：中国历代改革得失》 一书，包括引言“历史上的变法运动”、结语“变法的文化史思考”，以及十个以人物为主的专题，即：吴起变法、商君的历史贡献、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武帝“更化”、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变俗”“迁都”、 “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的事业、金世宗改革、张居正改革、戊戌维新。所论内容，基本涉及了中国史上重要的变法节点。其中，“变法的文化史思考”一节，是在《改革史话》 一书的内容上删减完成的， 两书可相互参看。这一节讨论了变法的不同类型与主要模式、变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者的关注核心是在传统社会“治”与“安”的沉稳的文化基调中，如何孕育出激烈的变法改革，变法改革又表现出怎样的特点。本书的文化史视角，是贯穿始终的，也是以往综论历代变法的著作中较少采用的。王子今先生以秦汉史、秦汉考古、出土文献，以及交通史、社会史、生态环境史等领域的研究名世。《中国历代改革得失》的构思与写作，较早可以追溯到作者《历代“托古改制”的文化 背景分析》一文。1988 年，作者参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并撰写综述，其中提到，“通过对历史上变法与改革运动的 回顾，强调改革不仅应当有敢于向旧制度、旧观念挑战的勇气，还 应当以必要的理论准备为前提”。变法史上的“托古改制”与“理 论准备”等主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受到作者的关注，如今在 本书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讨论。《中国历代改革得失》的写作，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以及现实关怀对学术研究的长期影响：历史学者，有责任说明社会变革的历史根由。故本书值得向大家推介。
“变法”相关概念史
中国古代是如何使用“变法”“改革”等一系列概念的？现代学人又是如何解释这些概念的？本文梳理变法的概念史、变法史的写作历程，希望读者了解《中国历代改革得失》一书的学术背景。
“变法”一词，较早见于战国时期。正史中《史记》最早出现“变法”的说法，《秦本纪》：“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而在《商君书 ·更法》中，是秦孝公先提出了“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的施政目标，再由商鞅等大臣讨论。诸子学说中，“变法”还常见于《韩非子》，如“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法家更重视变法学说。
在“变法修刑”“变法以治”之说下，变法与法令形成了较强的关联。《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变法”：“历史上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的变革。”法律史研究者认为，法律是变法的根本与保证，“中国古代的改革常被称作‘变法’或者‘改制’，改革必然要对法制做出某些改进或变革，也表明改革必须有法律的保证”。法学家进一步认为，“变法”是由立法活动而引起的制度变革 。
现代学人将变法理解为变更法制，但变法之“法”并不单指法律与立法。在较早记载“变法”一词的《商君书 ·更法》中， “变法”是与“更礼”互文并称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变法之“法”，是与法、礼、俗 都密切相关的整套秩序。进一步在中国古代史中寻找变法之“法”的相关概念，可以看到“先王之成法”“祖宗之法”等词，有学 者将这一“法”解释为“既定方针”。变法之“法”，是相沿已久 的旧秩序。如本书章题所见，古代变法还包括思想观念（武帝之
“更化”）、衣服习俗与社会风尚（赵武灵王“革政而胡服”，孝文帝“变俗”）等。这些活动，今人大多一概视之为变法改革。借助“更化”“革政”“变俗”等概念，可以看到，古人是意识到了变法改革在教化、行政、社会习俗上的不同侧重的。《中国历代改革得失》从史料中选取不同概念加以解释，这样的设计，有助于清晰地看到时人对“变法”诸多面向的认知。
本书对“变法”的理解是这样的：“人们一般习惯于把王朝当政集团成员所策动和主持的，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的改革，特别是法令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都称之为‘变法’。”变法的基本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当政者主动发起的。就变 法与改革这对近义词的关系而言，变法是改革中尤为旗帜鲜明、震荡强烈、节奏激切者。
作者还认为，王朝更替的政治演变、政制本身的因时渐变、社会生活的局部变革，从实效上来说，也具有变法的意义。有的著作更进一步，将王朝更替与内部革新一概视为变法改革。对此，需要根据古人的概念运用，区别名义与实效。王朝更替时，政权主体及相应的政治组织发生变化，史籍称之为“革命”“革姓”等，如《周易 ·革》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解释说：“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旧俗。”古人所说“革命”，原始含义是顺应天命的转移实现政权更替，与近现代以来“革命”的用法大不相同。王朝更替，带来变法改革一般的历史变化，并非变法改革。至于新政权针对旧政权之弊有所兴革，当时的执政者也不把这种变化称为“变法”或者“改革”，而是称之为“拨乱反正”。《公羊传 ·哀公十四年》中，已经有“拨乱世，反诸正”的说法；《汉书 ·礼乐志》说汉初形势：“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
“变法”概念兴起时，还流行着“更始”一词，两词背后的政治理想稍有不同。“更始”本指天文现象的回复、岁月时序的更迭。年岁的更始，逐渐被赋予关乎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意义，执政者借此表达“与天下更始”“与民更始”的愿望。更始的时间节点，常常是在新阶段的开始，如“以元年与黔首更始”、“嘉与士大夫更始”、“改元更始”。如果说“变法”“改革”是针对旧弊的有则改之，“更始”则指向无则加勉的新阶段。新阶段需要有新的政治时序、制度、礼仪，“更始”由此产生了变法的实效。又如孝文帝太和八年（484 年）诏书所说，“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变法改度是手段与途径，更始惟新是较高层次的政治理想。
“改革”一词见诸史籍，要稍晚一些。《后汉书 ·梁统传》载梁统上书，反对减省刑罚：“至于孝宣……犹因循旧章，不轻改革，海内称理，断狱益少。至初元、建平，所减刑罚百有余条，而盗贼浸多。”《后汉书 ·黄琼传》载黄琼反对废除覆试：“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改革”一词，偏重于“革”的减省、废除之义。
魏晋南北朝以来，“改革”一词频见，常与事项搭配。如改革历法、币制、律令、朝仪、爵制、学制，乃至改革某一诏书文字、某一官署属官、某一祭祀歌辞。相比之下，“变法”是宏大的运动，“改革”则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
变法改革史的写作历程
由于“改革”一词的当代应用，研究历代变法、改革的史学论著，多以“改革”为题。以下略举以“变法”“改革”史为书名的专著，以此概观写作历程。戊戌变法相关讨论，更多是在近代变迁而非变法史视角下的研究，暂不列入。
较早以“改革史”为名的专书，可见《中国盐务改革史》 。该书开头简述“历代沿革”，主体为“民国以后之改革”，重于时政，与当时流行的“租税改革”“土地改革”等专书写法相近。题虽为“改革史”，但还不具备专史的写作意识。
顾奎相、陈涴的《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较早成书的改革通史。本书按时序自夏商周至清朝，历叙各个阶段的政制变革。并且将政权更替、内部革新都一概视作改革，那么，凡有政权就有改革了。此后的变法改革史论述，大多沿袭这一定义与时代范
围。两位著者还有《中国古代改革家》《亚洲史上十大改革》《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等书，率先扛起了“改革史”的大旗。
漆侠主编的《中国改革史》也值得称道。该书由高聪明、李华瑞、姜锡东编写，以九章近五十万字的篇幅，上自史前时期的社会变革和国家产生，下至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系统讨论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要变法和改革，是集中展现中国改革历史的专门性通史。本书篇幅虽巨，但仍是作为“简明读本”先行面世的。漆侠先生还主编有十卷本的《中国改革通史》 。这套丛书的前九卷是断代研究，围绕王朝兴衰来论述变法改革的成败得失。郭东旭主编的第十卷（综合卷）《丹青难写是精神》，在改革人物列传、各项制度变革概论的基础上，以跨地域跨朝代的视野总结改革中的规律性现象，可谓别开生面。
变法改革史的写作，有着鲜明的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目的。如苗枫林主编的《世界改革史》、胡厚钧等主编的《中外改革通鉴》，率先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改革进行比较。张晋藩、王志刚的《变法论——中国古代改革与法制》，探求古代改革与
封建法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求“促进今天这场伟大的改革”。世纪之交，卞孝萱、胡阿祥主编的《改革通鉴》是又一部大型的改革通史。全书以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为主旨，希望“有助于现实的改革更加稳健、更加迅捷地发展”。两位先生还主编有六册本的“中国改革史鉴丛书”。这套丛书由多位史学家各自撰写春秋战国、秦汉、十六国北朝、明初、晚清，避开了通史写作的泛论无所归，各有洞见。以史为鉴，“改革史”还被列入了高等教育乃至中学教育的参考。如列入高校参考的《中外历史上的重大改革》、高中历史选修一教科书《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等。
就变法改革史的研究范围而言，卞孝萱、胡阿祥两位先生又有新论，分为三个方面：改革的横断面研究（分时期或断代）、改革的纵向分类研究（中央集权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治国思想、监察制度、民族政策与民族治理机构等）、改革家研究。
以此为线索，可以再简单梳理以变法改革为主要论题的著作。就分时段研究而言，有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刘泽华、李瑞兰《竞争·改革 ·进步——战国历史反思》，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 ，王向辉《战国变法运动研究》，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梁庚尧《北宋的改革与变法》，等等。
纵向分类研究，有王放放《中国行政改革思想史》、曹鑫《与古为新：“法先王”与传统中国变法研究》。
改革家的研究，是积累最为深厚的领域。梁启超在 1908 年就撰写了《王安石传》。新中国成立后，邓广铭 、漆侠先生首倡其端，帅鸿勋、李华瑞先生续有关注与总结。可与王安石研究之热度相比的，是商鞅研究。毛泽东写于 1912 年 6 月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的最早的文章，政治家对商鞅的关注可见一斑。郑良树、朱永嘉、李存山等各有专论。当然，以上所列仅是管中窥豹。曾有学者撰写了《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述评》，近年几无变法改革史的综述。有心的读者，从这些著作中层层上溯，必能寻得更完善的线索。
就研究内容来说，学者所谓纵向分类研究，仍有再进一步的深掘空间。例如中央集权，如何在变法改革中不断加强；官制改革，为何不断上演着君主近侍或使者的实官化；地方上的政区层次变化不定，为何始终找不到最佳方案。政治制度的发展脉络，如能与作为“历史必然”的变法改革联系起来，或能有所新见。
回顾这些论著，还可发现，变法改革史的写作，源自与革命史的对话。“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界对这些（改革、改良、改制、变法、维新、更化等）虽不是全然否定，但基本态度是轻蔑的，对其作用常常估计不足。充分估计革命的历史作用是有道理的，但对改革的作用同样也不应忽视。不少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比某些草率的革命逊色。”写作者的基本论点是，“应当承认，革命和改革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从批判变法改革之“动”，到认为部分变法改革“动”得不够、视之为“改良主义”，再到肯定改革乃至局部改良的历史作用，这是变法改革史发展的大致脉络。
至于变法改革史的具体写法，如前所述，始终深受政治制度史的影响。论某一变法，必先罗列一朝政治形势与官制法制军制，再逐项列举改制措施，论其成效与社会因应。在讨论具体的人物与事件时，又需借助政治史与政治集团的分析方法。与此相比，本书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具体事件，而是将变法现象作为考察对象，进而以较为通贯的视野比较历代乃至中外变法之异同，尝试从中分析变法的固有模式。这是比较新颖的变法史写作。
以变法改革本身为研究对象，可以引出有趣味的问题。如本书结构所见，吴起、商鞅、赵武灵王、汉武帝、王莽，占到了十个专题的一半。那么，为何变法改革集中在战国秦汉时代？有学者称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为中国史上的三大变法，这三者相隔各近千年，是否反映出历史的长周期？历史上的变法密度、变法与政权的起讫，能否做统计分析？风物长宜放眼量，将变法改革史放回长时段的中国古代史之中，会有更多收获。
古代变法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环境里，压抑变法的观念占据着主流。《管子 ·君臣下》批评人君的“倍道弃法”、人臣的“变故易常”，人君人臣的变法改革，常常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在西汉中后期关乎国家大政的盐铁论战中，治国是否遵守先王之道是讨论重点。贤良文学士主张治道应一以贯之，“殷、周因循而昌，秦王变法而亡”。在今天看来，所谓商周“因循而昌”、秦“变法而亡”，是不够准确的。不过，贤良文学士之语，或可代表主流知识分子的想法。在“因循而昌”“变法而亡”的历史认识下，“变法的反对派往往占据更稳固的文化阵地，拥有更雄厚的文化资源”。因循而昌、变法而亡的思维定式，源自尊古心理。“迷信先古圣王的神明和先古制度的优越，是传统的民族心理的特征之一”“‘尊古’心理的形成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宗法制度有关”。尊古心理背后的长者崇拜、先祖崇拜、圣王崇拜，在作者的《权力的黑光》一书中有更深入的讨论。
执政者对待变法改制的态度，亦值得品味。书中举到正始改制的例子。夏侯玄建议选官权由中正改归尚书、行政机构减去郡一级、衣服制度从简。司马懿的答复是，“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言下之意是，建议都非常好；制度一直沿袭，仓促难改；这三件事，还得靠以后的贤能才能完成啊。司马懿之婉拒，有学者认为根本原因是限制中正、省去郡制有损世族集团的利益。在集团论之外，司马懿的托词，也可视作执政者对改制的本能反应：改制是好事，应该改；历史遗留问题，一时难改；要相信后人的智慧。
《三国志 ·魏书 ·夏侯玄传》载夏侯玄的回应：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拟之服，宠臣受无限之赐，由是观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踪上古，将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于上，则化行于众矣。 ……犹垂谦谦，曰“待贤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窃未喻焉。
夏侯玄以为，像汉文帝这样的个人俭朴，似乎并没有整顿制 度的作用。《中国历代改革得失》对此有精到的分析：“在中国传 统政治的框架中，要说推进社会文化进步的实际效力，勇敢的有 成效的变法改革，要超过一切这类在固有的旧体制下谨慎小心的 政治经营。……历代专制主义王朝的当政者们种种‘勤政’‘廉政’的表演，事实上都不能抵过‘当宜改之时’‘革正法度’的努力。”
夏侯玄的回复，既尖刻也顾及场面：司马公您应该追仿上古、建立理想政治，现在谦虚地说“等贤人来做”，这就相当于伊尹、周公不匡正商周典制啊。夏侯玄的场面话，体现了时人普遍认同的改革模式：追踪上古，托古改制。
托古改制，自古有之，效法古人与改变旧制之间又天然存在 着矛盾。书中说道，商朝盘庚的政治改良，在《尚书 ·盘庚》篇 中提及“先王”“先后”二十余次，反复以“先王之业”为鼓动 口号、决策依据。历代变法家莫不借助先古圣王与上古制度的政 治影响。以商鞅为例，以往多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中的反古思想视作变法宣言，强调商鞅“不法古”的观点长期占据学界主流。本书分析：变法革新，在理论上托古改制，在行动上 又必须蔑视古制、批判旧法，那么变法家所追效的上古圣王，势 必有所去取。商鞅的言行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慕古崇圣的思想主 脉，不过他更突出先王政治典范“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一面。商鞅变法的理论依据，是以法古之变，反对法古之因循。近代西方的社会变革模式，也有与托古改制形似者，马克思称之为“召唤亡灵”。“召唤亡灵”与托古改制的形似神异，书中有深刻的比较。
在现实阻力与理论桎梏下，古代变法虽多以激烈著称，但仍不得不谋求曲折缓进。政治学家研究现代改革，也总结了相似的两种策略：“一种是尽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之于众，然后尽量争取逐个实现，以图尽可能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所谓藏而不露的战略，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开来实现一事一办。前者是一种全面的、‘斩草除根’的，或曰闪电战的战略；后者则是一种渐进的、‘枝节’的，或曰费边式的战略。”说起渐进的一事一办，我们自然能想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就是从改革服用开始，进而至于作战方式、军事制度的改革，后全面影响了政治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方向。至于藏而不露，熟悉中国史的读者都能想到北魏孝文帝的变法迁都。面对守旧贵族的反对，孝文帝不便逐一逼责，只能摆脱他们。在政治改革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孝文帝以南征为名率军南下至洛阳。适遇绵绵秋雨、众人难行，又减轻了他宣布迁都留洛时的阻力。迁都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用迁都来推进变法，盘庚、商鞅、孝文帝的成功都是如此，王莽有东都规划，康有为屡有迁都、陪都之议。变法
曲折艰难，每每需要以迁都当作推进剂，从这个层面来说，迁都史也是变法史。
如亨廷顿所说，全面改革只有“当事各方的格局是高度稳定”时才能奏效，如何灵活运用两种策略，是对改革者政治技巧的严峻考验。这一判断也可适用于中国古代的变法：高度集权时，疾风骤雨的变法才有可能落实；反之，变法则要讲究缓进。
王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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