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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明史研究专家、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陈宝良关于明代文化转型的全新力作。常建华、高寿仙、冯贤亮一致推荐。
2.创新性提出明代从“士大夫社会”走向“知识人社会”的论断。以“斯文”嬗变为线索，细致梳理明代知识如何从儒家经典拓展至百工技艺，文化权力如何从少数士大夫下移到更多掌握专业技能的群体之中。书中全面地展现了明代的知识版图，揭示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变迁。
3.覆盖多元知识人群体，重塑知识人形象。本书涉及乡先生、名士、儒医、女性知识人等八种群体，以布衣文人的清雅、商士的务实、工匠的专精、女性知识人的才情等，呈现知识人多元样貌。
4.贴近历史现场，观照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选择。知识人群体中，有追求个性风流的唐寅、李贽，有在世俗中坚守斯文的黄道周，有兼具才情与风骨的柳如是、黄媛介，本书让我们看到知识转型和社会转型之下，个体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多元的人生选择。
5.史料扎实，文辞典雅，兼具严谨与灵动。在《明会要》《国朝典汇》等政书之外，书中多方援引明人文集尤其是笔记小说，在爬梳史料中对各类知识群体的境遇和选择娓娓道来，于旁征博引中见生动叙事。
编辑推荐
长期以来，我们谈及读书人，脑海中多是刻板的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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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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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明史专家陈宝良社会文化史全新力作，以“斯文”嬗变为主线，精细地勾勒出了明代社会从传统士大夫到多元知识人的群体转型。作者不仅深入剖析乡先生、文人、名士等士人主体，而且将目光投向商士、工匠、儒医、女郎等知识人群体，细致梳理了明代知识如何从儒家经典拓展至百工技艺，文化权力如何从少数士大夫下移到更多掌握专业技能的群体之中。书中重塑明代知识人形象，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明代的知识版图，揭示出深层的社会结构变迁，对我们理解明代乃至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动力与内在转型极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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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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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著有《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流氓史》《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等。《明代风俗》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入围中国图书评论协会“2017年度中国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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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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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章 乡先生：士大夫乡居生活典范
第二章 道学先生：道学群体人格
第三章 骚人墨客：文人的仪刑
第四章 好名邀誉：名士的风度
第五章 商士：商贾知识人印象
第六章 游于艺：工匠的知识世界
第七章 儒医：医家知识人画像
第八章 女郎：女性知识人写真
余论
附录 燕京访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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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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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我之关注明代士大夫乃至知识人，可以追溯至1980年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入学伊始，除必修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历史文选”，以及选修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之外，我更喜欢随自己的兴趣而广泛涉猎，徜徉于学校图书馆的书海中，并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明清之际这一段历史上。
这当然事出有因。分述如下：
一则在选修“中国思想史”这门课程时，外聘的讲课教师之一陈祖武先生，他在课堂上对清代学术史的故实如数家珍，所作分析更如抽茧剥丝，引发我对清代学术史的兴趣，尤其是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萌生了一探究竟的想法，意图在众喙一声的民族高压政策所致之外，别寻一条从学术史演进的内在理路上解释乾嘉学派成因的路径。这一想法的具体实践，让我学会了自己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功夫，即按部就班地阅读自明代中期以迄清初文人学者的文集。穷矻找寻的结果颇为理想，即顾亭林所谓“经学即理学”一说，实则源自归震川，明季钱牧斋亦持此说。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结撰《清代乾嘉学派成因新考》一文，呈给陈祖武先生审阅，获其谬奖。此文虽未最终刊发，但其中部分的史料、观点，则已融入随后的硕士论文《明代文化的动态研究》中。1987年，呈交这篇硕士论文，并最后修改成书，易名《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于1988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付梓。这一阅读历程，显然也给我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一书出版后，其所用“以诗证史”之法，一时为学界所誉。有意思的是，我在文献阅读的过程中，发现陈寅恪“以诗证史”之法，其说早已由明末清初的黄梨洲开其先声。至于将这种考证方法运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则更是早由钱牧斋付诸实践。相关的史料勾稽及其论断，可参见我所撰《钱谦益的史学》一文。
二则在阅读明清之际史事时，我深受谢国桢先生的影响。谢氏《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清初的学风》两书，直接引发了我对中国民间结社、结会的关注，尤其是对明季复社这一组织，更是兴趣有加。于是，我将其列为本科毕业论文的论题，于1984年春末夏初提交《复社的起源及其流变》这篇学士学位论文。这篇本科毕业论文又引发了我对相关问题的深思，进而于1996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的社与会》一书。尤其是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明清笔记谈丛》二书，让我沉浸于明清史籍的瀚海，按图索骥，方便至极。毋庸讳言，回溯我研治历史的经历，实得益于谢国桢先生这两本书的循循善诱，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即注重史料，讲究实证。
本书的写作，源起于2022年我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知识转型与知识人社会研究”（项目编号：22BZS052）。为何申请这个项目？究其原因，还是想将自己的研究重心，从明代的“士大夫”与“士大夫社会”，转向“知识人”与“知识人社会”。这无疑是我学术路径转向的一种尝试，旨在拓展与深化对明代知识阶层的认识。基于此题甚大，所涉内容溥渊，所以申报的是重点项目。有意思的是，不知何故，“重点”最后被驳回，只是获批“一般项目”。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我一向不喜申请课题，觉得课题的有无，无关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过，人在体制内工作与生活，终究难以摆脱体制的羁绊，过一种自由自在的学术生活。所谓“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若是真想奉此信条而践行，谈何容易！我一向反对学以“干禄”，现实的处境却是，一个相对冷门的历史学者，若是离开了体制，坚守自由而独立的研究，何以生存？只好食草、喝风而活。无奈，不得不销磨自己的棱角，不再死守方正，不妨让自己圆融一些。这无疑是当代很多有良知的知识人的彷徨心境。
即使如此，一旦获批课题，就必须认真对待，力求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秉此宗旨，我广泛搜集史料，借助于已有的积累，再加之这三年的扩充，所积史料已有近200万字。暗忖既然仅是一般课题，不必过于宏大而深厚，于是先从课题内容中辑出“知识人群体”这一部分，单独成书，作为课题的前期成果。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张洁女士与社科分社领导刘隆进先生的不弃，拟出版我关于士大夫、知识人的系列著作。借此因缘，我撰就这本《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作为个人“明代知识人系列”的第一种，先行付梓。后面四种，计划每年一本，陆续与读者见面。在此，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谨表谢意。
画家写真，描摹人貌，无不逼肖，一望而知。这无疑是“形似”所致，但更应追求“神似”。形似不如神似。形似者，初看不似，细观则一一相肖；神似者，一望即知其为何人，及细观则又与真实形貌有所不同。换言之，高手作画，多用写意之法，笔下之人看似没有眼鼻，神情、举止却生动可爱；反观那些专门替人写真的画匠，即使如何妆点刻画，还是难免有几分死人之气。以文字作人物画，对明代知识人加以浓墨重彩的描摹，固然应该追求形似，但更应达臻神似。当然，说者易，行者难。拙著是否已如我所愿，力求做到形似与神似的合一，显然有待于读者诸君的论定。
轻易著述，最是学人大病。正如清人彭兆荪《忏摩录》所言，学者“轻言著作”，究其原因，还是学问不深所致。一旦学问深入、沉潜，即使想有“几句说话”，同样也会“落笔便难”。彭氏之说，再次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固然是学问的两面，不可或缺。然若细究之，“大胆假设”易，“小心求证”难。鉴此原因，我过去所有的著作，无不是积十余年乃至数十年之功，从来不是轻率下笔的应世之作，旨在更能经得起后来的研究者的检验。
当然，学问的路径，各有不同：或长于考据，或善于议论。传统中国固有的学问之路，即有汉学、宋学两途。主汉学的考据家考订名物字义，覃精考证，非积累不能。这是一种“以书博我”的学问。宋儒之谈论道理，连篇累牍，数日可成。当然，宋学家的学问，看似容易，其实背后同样具有读书穷理、身体力行、积累有得这样一种深厚的功夫，不可等闲视之。这是另外一种“以我观书”的学问。两家学问，各有所长，只可互补，不可偏废。
宋儒张载《咏芭蕉》诗云：“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乾嘉学者钱大昕的祖父，曾取此诗之义，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养新”，取其“温故知新”之旨。至于钱大昕，更是将其学术札记之作命名为《十驾斋养新录》。“养新”一说，有其源，有其流，一脉相承。学问之事，既要“温故”，更需“知新”。“温故”是积累，“知新”是目的。至于如何“知新”，不妨秉持孔子所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换言之，必须认真治学，老实做人。
絮叨说上几句，散漫而无序，权充作记。
陈宝良
2025年3月28日识于重庆缙云山下之嘉陵江畔
明代“斯文”以科举八股与道学为核心，二者的兴盛使得“斯文在兹”的内涵需要重新诠释。一方面是传统斯文的沦丧，另一方面是士大夫业余精神勃兴、工匠地位提升、士商互动加强、商贾知识人崛起促成的“新型斯文”的日渐成形。
——编者按
“斯文在兹”的重新诠释
科举八股之学与道学是明代“斯文”的两大重心。随着科举之学与道学的兴盛，明代斯文有趋于鄙俗化的倾向。随之而来者，则是“斯文在兹”得以重新诠释。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儒之鄙俗化。对此，明人谢肇淛已有敏锐的观察。经他的考察可知，明代的儒者已经开始分化为三类：一是有些儒者为贫贱所驱迫，才发愤读书，目的在于获取科第，借此“以明得意”。二是有些儒者一旦获取科第，志愿已毕，自揣难以超越他人，于是倡导道学之说，或提倡“良知”，或主张“止修”，学说固然有异，但终究不过是拾纸上之唾余而加以刻画妆饰，自以为奇，借此欺世盗名。三是流为“老学究”，有些儒者自童年时学习经义八股，到白发时尚孜孜不已。名义上获取了生员（俗称秀才）的身份，以便与普通民众有所区别，实则不过是一群妄意求福的愚庸之人而已，对于儒家之道，甚至并无“仿佛梦见”。
明人李乐之说，可以作为谢肇淛说法的佐证。按照传统的观念，就学问而言，唯有通天、地、人之学，方可称为“儒”；就行为实践而言，只有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之辈，方不负儒者的称号。事实却是，正如孔子所言，儒者亦有君子儒、小人儒之辨。所谓“小人儒”，当然不是寻常之人，但终究难以割断利名念头。李乐认为，秦始皇之“坑儒”，所坑者并不全是泛泛读书之人，恰好是这些“小人儒”。他们非议先王之道，诋毁朝廷之政，自以为高论，借此惊世骇俗。按照李乐的看法，到了明代，诸如秀才、医生、卜筮之人，尽管头戴儒冠，动辄自称“贫儒”“寒儒”，鄙薄他人为“腐儒”“迂儒”“俗儒”，实则已经失去了儒者的本性与风采，属于秦始皇“不屑坑”之人。
其二，科举盛行的结果，致使读书人不学无术，最终导致“斯文”不“文”。明代的官员大多属于科举出身。这些凭借科举出身而出仕的官员，即使是占据高位的官员，亦不乏不学无术之辈。如内阁大学士郑以伟喜欢读书，然“票拟”非其所长。一次，他看到奏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是人名。于是，奏疏票拟旨意道：“何况着按抚提问！”为此，遭到崇祯帝的驳改。又一日，当票拟旨意时，悬笔良久，不能下笔，遭致大学士周延儒等人的哂笑。郑以伟叹道：“吾富于万卷，而窘于数行，致为后生所藐。”无奈，只得挂冠而去。崇祯十年（1637），安庆生员蒋臣向崇祯帝进呈《皇明荐举考》，给事中张绍先亦有《荐举考》，均有“《宝训》诸书采集成帙，事系陈言”等语。语中所谓“陈言”云云，指的是“条陈”之“陈”。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不解其义，轻率道：“《宝训》称系陈言，殊欠敬慎，张绍先等着议处。”可见，将“陈言”误解为“陈腐”之“陈”，导致“传者笑之”。此外，崇祯年间，吏部尚书徐石麒等人上疏，请求封于谦后人为伯。这份奏疏由御史黄澍起草。疏中有“与寿亭侯比烈”，又有“都城隍之号空悬”之说。殊不知，上面两说，大有误解：一则关羽封号“汉寿亭侯”，其中之“汉寿”为封邑，而“亭侯”才是封爵，“寿亭侯”明显属于误称；二则所谓“都城隍之号空悬”云云，不过是齐东野语而已，岂可见于上告之奏疏？黄澍亦曾替左良玉起草奏疏，其中有“改谥思宗，是以先帝为不足思”之语。其实，黄澍根本不知“思宗”之“思”，乃谥号之义，而非“思不思”的意思。
大臣不学无术如此。至于下层官员之无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嘉靖年间，有一位新进士，出任推官一职。此人性格极其执拗。一次，将贾岛“推敲”一词念成“吹敲”。有人纠正道：“‘推敲’之‘推’，应念‘颓’字音。”这位进士道：“这等说，我做的是‘颓官’。”又有一位县丞，不识字，凡是买一物，即在簿子上画上此物之形。一次，知县过来，正值县丞不在，展簿视之，责怪其所为，于是每行用朱笔直接抹去。县丞回来后，见此怒道：“你衙内买红烛，如何也记在我簿上。”
官员之不学无术，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在“官可卖”的制度安排下，有些官员并非全是科举出身，而是借助于钱财买入，一旦输粟塞下，所获的官位可以高至“列卿”。即使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也多抱着一种“悠哉游哉，可以卒岁”的想法，仅通章句，即可出仕，无须“邃学”。出仕之后，只要能在文书上署名，“苟积岁月，可以致贵”。
其三，斯文日趋沦丧。众多的史料记载显示，明代的士人之志，不再是“闻道”，而是追求富贵。有一则笑谈记载，有四人各言其志。一人道：“吾愿腰缠万贯。”一人道：“愿为扬州刺史。”一人道：“愿跨鹤仙游。”最后一人道：“吾志亦与诸君不殊，但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耳。”在这则笑谈后面，冯梦龙评论道：“余观今人口谭贤圣，耽耽窥权要之津；手握牙筹，沾沾博慷慨之誉。”由此可见，明代谈圣贤之学的学者，内心所求，仍然不脱名、利二字。更有意思的是，历代相传的《劝学诗》云：“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诗中所言，在于劝诫读书士子，只要勤学、读书，自可立身，甚至获取富贵。然明代成化年间御史冯徽因事而谪戍，导致他不得不改易《劝学诗》，道：“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辽东三万卫，尽是读书人。”这当然是一种愤激之言，但也足以说明如下事实：文章同样可以“误了身”。在辽东三万卫地界上，尽是遭受谪戍的“读书人”。在专制皇权时代，为官同样也有诸多风险。这就导致一些官员不得不追求奉迎于上的巧术，“巧宦”随之应运而生。
明代斯文的堕落，可以从士大夫的“名利心”加以考察。首先，就“名心”而论，明代的士大夫大多功名心太重。贾继春与钱谦益堪称功名心太重的典型。贾继春此人，功名念头甚重。早年，因上疏请求优待李选侍，而为东林人士所斥。其后，悔而求用，更是反复无常，忽而支持浙党，忽而又替东林说话，茫无定向，一切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作为出发点。至于钱谦益，同样功名念头很重，尤其是入阁一事，更是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心结。在弘光朝时，马、阮当政，阮大铖允诺钱氏入阁，但前提是必须上疏纠劾复社人士侯峒曾、夏允彝。为了入阁，作为东林人士的钱谦益，不惜答允阮大铖，写就纠劾侯、夏的疏稿，只是很快弘光朝覆亡，疏纠一事最终未成。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乃至晋升有望，有些官员甚至不惜向权监献媚，士风随之澜倒。如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尹旻，曾向太监汪直下跪。更为甚者，官员求见汪直，趋走唯诺，叩头半跪，一如仆隶。当时谚语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正德年间，有一位大臣谒见权监刘瑾，投刺时，自称“门下小厮”。其次，就“利心”而论，在明代官场，贪墨成风。嘉靖年间，严嵩父子，聚贿渔猎，被京师之人戏称为“钱痨”。正如赵山人所云，官场墨吏的行为一如“娼家”一般，从最初的“存些廉耻，掩房避人”，直至“径在大路上，青天白日淫媾，全不怕人看见”。贪墨之极，更是取人不遗锱铢，而己之所有，分毫不舍。古称：“一介不与，圣人之道也。”对于那些贪墨之吏来说，尽管自小读圣贤之书，但最多学会“半边圣人”而已。
进入仕途的官员如此，至于那些尚未入仕的国子监监生、府州县学校的生员，同样也是如此。“儒蠹”一称的出现，即为最好的例证。所谓“儒蠹”，实则属于“貌儒心非”或“言儒行异”之人。按照儒家的传统与明朝立国之初的规矩，“士不可得而卖”。这无疑是为了保持作为统治精英的“士”阶层的纯洁性。自明代中期以后，纳粟入监的出现，导致国子监监生的来源日趋混杂。正如史料所揭示：“市侩富而列胄齿者，佩觹而翱翔；身为徒隶罪人也，网疏而钱通，盘辟雅步而为上舍耳。”换言之，奸徒从容身于“狱市”，转而变为容身于“太学”。这显然是一大斯文转向。市侩、徒隶罪人大量涌入监生队伍，势必会对国子监的学风、士风造成诸多不良的影响：游闲之人，“饬而首，纵博塞，招摇而驰骛”；有心计之人，“废居居邑”；乖巧之人，“游公卿之门，关说为权利”。随之而来者，则是“儒滥于下”，成为天下的大蠹。换言之，地方府州县学校的生员，不再是那些“国之秀民”，即使是“奴仆下材，胥商贱质”，同样得以侥幸进入地方学校，头戴儒冠，滥竽充数于士人之列，进而成为不农、不工、不贾的“惰民”。正如史料所言：“古之游民，大半皆驵猾；今之游民，大半皆儒生。”
传统斯文的沦丧，预示着一种新的斯文行将来临。揆诸明代社会史的演进，无疑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缙绅余技”之风的盛行、士大夫业余精神的勃兴，以及“技即道”之论的兴盛。随之而来者，则是工匠职业精神的崛起，以及工匠地位的提升，甚至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二是“弃儒就贾”或“弃贾就儒”之风的流行，士人与商人之间出现了一种互动的迹象。随之而来者，则是商贾知识人的广泛出现。
工匠、商贾原本属于职业人士，位列“四民”之末。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工匠、商贾日趋职业化，其职业精神受到传统士大夫的首肯；另一方面，工匠、商贾的业余精神日趋活跃，借助于丰富的儒家经典知识与娴熟的诗文技巧，主动与文人士大夫交游。换言之，工匠、商贾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知识人力量而活跃于晚明的历史舞台。进而言之，在士大夫与普通知识人之间，逐渐开始角色转换。士大夫具有一种业余精神，试图通过业余知识的学习，从而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普通知识人同样具有一种业余精神，试图借助儒家经典知识与诗文技能的学习，从而获得与士大夫交往的机会。这种各自角色的转换，实则是为了在知识话语体系中取得一种平衡，进而使传统的士大夫与职业的知识人之间，具有一种知识与话语对话的可能。
——摘自陈宝良：《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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