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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双料得主
*研究肯尼迪与20世纪美国政治的经典
*以亲历视角与史家笔触，重现肯尼迪执政一千天的光辉与阴影
《一千天：肯尼迪在白宫》是一部由亲历者书写的权威信史。作者小阿瑟?施莱辛格作为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身处白宫决策核心，以历史学家的严谨与亲历者的温度，完整记录了肯尼迪执政的 1000 天——这段短暂却深刻影响美国与世界走向的岁月。
本书最大价值，在于一手史料与深度分析的完美结合。施莱辛格不仅还原了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民权运动推进、“我是柏林人”演说等重大事件的决策现场，更以细腻笔触刻画肯尼迪的领导风格：他务实理性、思维锐利，拒绝抽象空谈，始终以实际效果检验理念；他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冷战对抗中寻求平衡，在国内改革中推动变革。
作为肯尼迪遇刺后不久问世的著作，它虽未依托后续解密档案，却凭借无可替代的现场视角与史学功底，成为研究肯尼迪时代的标杆。出版半个多世纪，依然是理解冷战、美国政治与肯尼迪总统形象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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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内容简介】：
小阿瑟?M.施莱辛格在约翰?F. 肯尼迪总统任职期间，始终担任其特别助理——从漫长而艰苦的竞选活动，直至肯尼迪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那场悲剧性的意外离世。在《一千天》一书中，身为肯尼迪核心幕僚的作者，结合了亲身亲历的私密见闻、广泛深入的史料研究与宏大的历史背景，为我们展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届总统任期。
从 1960 年大选中肯尼迪与尼克松的角逐，到看似风光无限的就职典礼，再到国际冲突与国内动荡，施莱辛格以亲近却不失严苛的视角，细致审视了肯尼迪的白宫岁月。书中既记述了广为人知的成就，如他对民权运动的推动；也剖析了声名狼藉的挫败，如猪湾事件；同时也涵盖了诸多常被忽视的博弈，例如天空闪电导弹风波等。
《纽约时报》盛赞此书“既是精湛的文学杰作，亦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一千天》不仅是对一位美国总统的生动描摹，更是历史纪实领域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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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小阿瑟?M. 施莱辛格（1917—2007）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小阿瑟?M. 施莱辛格是美国最具声望和富有争议的重量级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同时也是专栏作家、影评人、《财富》杂志和《生活》杂志的自由撰稿人，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一生中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和一次美国历史学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他于1965年被选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1998年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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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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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二○○二年版前言1
前言1
序曲：一九六一年一月3
一总统提名之路9
二洛杉矶大胜40
三竞选总统73
四肯尼迪上台前夕91
五聚集力量138
六新边疆的序曲168
七拉丁美洲之行188
八争取进步联盟210
九称心如意的时刻231
十猪湾事件261
十一探火神裁法298
十二新起点331
十三在东南亚的遗产354
十四欧洲的对抗377
十五柏林问题的考验414
十六外交工作的修复439
十七空中风险484
十八恐怖无休止516
十九对第三世界的新方针544
二十东南亚的纠葛571
二十一非洲：新的冒险589
二十二多样性的世界623
二十三国家再次起航659
二十四国务685
二十五在白宫705
二十六宾夕法尼亚大道736
二十七权力讲坛760
二十八现代政治789
二十九为西半球而斗争811
三十又是古巴846
三十一重大的转折871
三十二并不宏伟的计划895
三十三两个欧洲：戴高乐和肯尼迪922
三十四谋求和平945
三十五平权事业981
三十六黑人革命1009
三十七一九六三年的秋天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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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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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约翰·菲·肯尼迪遇刺身亡。本书是在事发后几个月的凄风苦雨里完成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写就的《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既有优势也有缺陷。书的即时性提供了生动性，同时也为非亲历事件者提供了难以获得的见闻。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曾指出，亲历者比后世更了解“舆论的走向、那个时代民众的取向，他们仍然能够在头脑和心灵中感受到其共鸣”。当然，后来者的优势在于能修正弥补，因为他们观察问题更冷静，知晓事件产生的影响，还能获取解密文件、非公开文献和各种后见之明的启示。杜利先生①也指出，“亲历者不会受制于外界的种种干扰”。
历史永远是颇有争议的——正如荷兰著名历史学家彼得·海尔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争论”。历史学家与所有人一样也是自身经历的囚徒，其研究的重点深受所处时代压力的影响。新一代历史学家对当代各有其截然不同的关注焦点，因此对历史也有其截然不同的需求，结果导致长期以来历史的结论始终处于变化中。人物的声誉也是起起伏伏，不啻受后期供需支配的华尔街股票市场，始终涨跌互现。美国总统的声誉尤其受制于历史学家作出各自评价时的历史氛围。
在传统守旧的一九五￥○￥￥年代，我出版了《旧秩序的危机》，该书是《罗斯福时代》的第一卷。当时，始于一九三￥○￥￥年代的严酷的政治争斗还没有减弱的迹象，许多美国人仍极端仇视“白宫里的掌权人”。我意识到这种一如既往的仇恨依然存在，于是在前言中指出，我以为，现在就动手写罗斯福还“不是时候”。“一位统帅人物的声誉在他离世后的十至二十年间往往处于最低谷。历史刚从我们身边走过，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一直处于能见度较低的区域。现在撰写就如同我们被抛入了历史波浪的低谷，唯有等到跃至下一波巨浪的浪尖，我们才能回首远眺，正确评估过往的事件。”今天当人们心平气和地回忆罗斯福时，很自然都认为他是三位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不仅自由派人士持此观点，保守派人士也持同样的观点。Mr. Dooley，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经常对时事发表敏锐和机智的评论，由美国记者及幽默作家芬利·彼得·邓恩（Finley Peter Dunne，1867—1936）所塑造。
《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出版。在随后的几年里，肯尼迪总统处于历史波浪的低谷，外部事件使他的声誉进一步遭到重创：越南战争让一些学者相信，美国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水门事件”又使他们对总统权力的美好幻想彻底破灭。要求对肯尼迪形象进行修正的呼声越来越高。批评家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虽有魅力却思想肤浅，徒有气质，华而不实，只关注自身形象，不注重成就事业，夸夸其谈却鲜有业绩。更有甚者，将肯尼迪抹黑成一个积习难改、不可救药的色鬼，一个在私生活和公众生活领域里无所顾忌的冒险家，一个下令谋杀外国首脑的好战分子。险些挑起针对苏联的一场核战争的是他，将全国拖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中的同样也是他，而且，在多场不必要的国际危机的共同拖累下，几乎把白宫变成一座妓院的还是他。
《美国遗产》杂志一九八八年邀请学者提名美国历史上最被高估的人物时，约翰·菲·肯尼迪比其他任何人获得的票数都多。一位历史学家对这种修正人物评价的现象总结如下：“利用公共关系来评价这位总统，对国民来说几乎是一场大灾难……对他私生活秘闻的曝光更玷污了他曾经的辉煌形象。”
应当说，历史的修正并没有影响民众对肯尼迪的赞誉。普通的美国人忘不了这位强健的、令人热血沸腾的总统：他在冷战最危急的时刻拯救了和平；他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承担起领导责任；他首先倡议探索外部空间；他为联邦政府援助人文艺术学科奠定了基础；他发掘了共和国潜在的理想主义并为一代人注入了为公众服务的激情。美国民众怀念肯尼迪王朝的理念，怀念其短暂而灿烂的时光。
近年来，肯尼迪在学者心目中的声誉有了明显的恢复，一方面是因为时光的流逝，我们跃上了另一波巨浪的浪尖；更主要是因为欧内斯特·梅和菲利普·泽利科编选的《肯尼迪录像带》（一九七七年）提供了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彰显的领导才能的文献记录。他们的三卷文献《总统录像：大危机中的约翰·菲·肯尼迪》（二￥○○￥￥一年）进一步完善了这位总统镇定自若、深思熟虑、果敢刚毅以及最重要的严谨稳重的形象。
他在世时魅力十足光彩夺目，遇害后全世界为之悲伤。悲痛滋养了神话。这位遭谋杀的英雄，因命运悲惨而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却成就了一代传奇。神话又催生了反神话。带着四十年的观察视角，我们也许能对神话和现实梳理出一个头绪来。
首先，让我们褪去肯尼迪王朝的光环。约翰·菲·肯尼迪和艾伦·杰伊·勒纳Alan Jay Lerner（1918—1986），美国歌词作者和歌剧音乐剧的剧作者，一生获多种荣誉，其中包括3项托尼奖和3项奥斯卡金像奖。一起上过乔特私立预科学校和哈佛大学，他喜欢勒纳，喜欢勒纳与弗雷德里克·洛伊一起为一九六￥○￥￥年流行的音乐片和音乐喜剧片创作的歌曲。但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人把肯尼迪所在的华盛顿称作卡米洛Camelot，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如果真有人这么说的话，最语带奚落的莫过于肯尼迪本人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也从未把自己看作圆桌骑士，哪怕是一闪念间。读者将注意到随后的正文根本没有一点暗示亚瑟王朝的意思。
肯尼迪王朝是杰奎琳·肯尼迪在丈夫被害一周后对记者白修德本名西奥多·哈·怀特（Theodore H. White，1915—1986），美国记者、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长期任《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表露出来的悲痛的思想的产物，她由此推出了一则神话，时间又将此神话变成了时刻挂在人们嘴边的老生常谈。后来，她对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说，她担心肯尼迪王朝的提法有点过火。而且亚瑟王朝并不以忠贞的婚姻而著称，且以背叛和死亡而告终。
现在谈一下一九六￥○￥￥年的总统大选。一则反复流传的说法是，肯尼迪兄弟暗中舞弊赢得了伊利诺伊州选举的胜利；理查德·尼克松最风光的时刻是果断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充分体现了他决不让国民失望的爱国之情。实际上，伊利诺伊州大选的结果并非肯尼迪获胜的关键，即便肯尼迪输掉了伊利诺伊州的大选，他依然会以二百七十对二百四十六票赢得选举团选举总统的胜利。如果说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1902—1976），美国政客，曾任芝加哥市市长（1855—1976）和库克县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53—1976）。手下的人以不正当手段赢得库克县的选票的话，那么共和党则以舞弊手段赢得州南部地区各县的选票。州选举委员会以四票对共和党的一票，投票一致证明了肯尼迪的选举团成员选举有效。
一则与大选相关的谬说认为，一九五九年冬，约瑟夫·帕·肯尼迪与芝加哥一个叫萨姆·詹卡纳的歹徒做了一笔交易，利用暴民控制的工会，动员芝加哥的选民出来为他儿子投票。其实，唯一受暴民影响的大工会是美国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及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该工会的头目正是罗伯特·肯尼迪的仇敌吉米·霍法，他们都投了尼克松的票。
肯尼迪家族熟知詹卡纳，但决不可能与他结成联盟。一九五八年曾担任参议院劳工欺诈调查委员会法律顾问的罗伯特·肯尼迪直截了当地把詹卡纳说成是“继暴徒卡彭Al Capone（1899—1947），美国黑帮成员，1925年至1931年期间执掌芝加哥黑手党。之后的暴徒组织的头号持枪歹徒”。被参议院劳工欺诈调查委员会传唤作证时，詹卡纳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他一开口往往会使自己牵连获罪——他拒绝作答时还轻蔑地咯咯直笑。罗伯特·肯尼迪嘲讽地说：“我过去一直以为只有小女孩才咯咯地笑呢，詹卡纳先生。”罗伯特·肯尼迪在一九六￥○￥￥年二月出版的《内部敌人》一书中，用最轻蔑的措辞刻画了詹卡纳。他指出，像约瑟夫·肯尼迪这样眼光敏锐经验老到的人会和萨姆·詹卡纳做交易，会把这个歹徒而不是理查德·戴利看作芝加哥政治舞台的关键人物，这种看法简直荒谬绝伦。
就在詹卡纳面对参议院劳工欺诈调查委员会的质问嗤笑拒答十五个月后，中央情报局明智地与詹卡纳签约，雇用他参与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密谋行动。这个秘密犯罪集团在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1901—1973），古巴军人独裁者，两次出任总统，1959年被卡斯特罗推翻。独裁政府的纵容下在哈瓦那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罗上台后，随即关停了赌场和妓院，将这些犯罪集团的成员赶出了古巴。这些中央情报局眼里的黑手党成员从此就有了从事其肮脏勾当的动机和社会关系，无需再将美国政府拉下水了。
决定把暴民收入旗下的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而非流言所说的肯尼迪政府。一九六￥○￥￥年九月，即肯尼迪就任总统前三四个月，中央情报局就招募了詹卡纳。十月，中央情报局将他安顿在迈阿密的一家酒店。我猜想，这一切都是中央情报局独立所为，因为它自信比过渡时期的当选官员更熟悉国家安全的需求，并“花言巧语地推诿不知情”，竭力为他们向高层隐瞒其计划进行辩解和开脱。可谁知道，正是艾森豪威尔——或者说在其之后才是肯尼迪——批准了这一谋杀方案。
关于詹卡纳的传闻还不止这些。一九六￥○￥￥年总统大选期间，詹卡纳的一位好友弗兰克·辛纳屈介绍约翰·肯尼迪结识了一位名叫朱迪思·坎贝尔的年轻美貌的女子。尽管后来有关她的说法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她的故事经口口相传之后变得越发离奇，似乎他们之间的风流韵事一直延续至他担任总统期间。朱迪思·坎贝尔与詹卡纳也关系暧昧，她到底向他透露了多少肯尼迪的情况?这个秘密犯罪集团是否握有对总统的讹诈大权?
如果他们确实握有此项大权，那他们就疏忽大意，忘了行使这项权力了。詹卡纳是罗伯特·肯尼迪领导的司法部发动打击有组织犯罪战役中的主要打击目标，如果总统确有什么把柄捏在詹卡纳手里的话，当联邦政府的执法官密切跟踪缉拿他的时候，为了自保，他肯定会利用它。他没有这样做，却让自己的未来始终处于中央情报局的监控的恐惧之中，最终受到联邦法院起诉，锒铛入狱，服刑一年。
剩下的就是约翰·肯尼迪和女人的问题了。约翰·菲·肯尼迪在两性关系上率性而为的日子并非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一段时光，但是，外界添油加醋夸大其辞完全是可能的。现在有人认为，当年自由进出肯尼迪白宫里的娇丽而低智的女孩络绎不绝，而且华盛顿联合报道组对此了如指掌，不过为尊者讳而不予报道罢了，这是因为记者们都喜欢肯尼迪，也因为根据当时文明国家的惯例，政界人物的私生活被认为是个人隐秘，与他人毫无关系。
有关约翰·菲·肯尼迪和女人的模棱两可的蜚语流言有时确实闹得华盛顿满城风雨。可是，作为一个在白宫工作的政府官员，我从未见过一件有伤风化的事。肯尼迪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总统，全身心地忙于手头的工作。从我的经历看，总统从未因迷恋女色而耽误公务（当然，卡罗琳在他的总统桌下钻来爬去是个例外）。
让我再举一个见证人，免得大家把我对总统“绯闻”的一无所知说成是一位教授太不通世故的缘故，此证人就是那位在报界摸爬滚打的记者本·布拉德利。他当时是《纽约周刊》华盛顿分社的社长，而后成了《华盛顿邮报》的一名才华横溢的编辑。布拉德利不仅身处华盛顿新闻采集中心，而且是肯尼迪最知己的报界密友。他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回忆录《正直的一生》中写道：“肯尼迪不拘小节地与形形色色的女人在床上厮混，这已是现在大家公认的传说了。然而，当时没有被大家公认的历史却是……我对他生前的此类癖好一无所知。”
到底谁能真正了解别人的床帏秘事?除非性伴侣开口说话，或者是发现了不宜泄露的有损尊严的信件，或者床笫之间有第三者在场（不太可能的情况），否则，谁也无法确定两个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成年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所有这些都阻止不了追求刺激效应的写手以令人深信不疑的笔法去描绘名人的床帏秘事。
任何局外人也不能就他人婚姻生活的隐私妄加评论。尽管约翰·菲·肯尼迪追求冒险刺激，但是，他对杰奎琳情深义重，至信辟金。他们婚姻的坚贞不渝似乎在一九六三年的最后几个月已经无与伦比地显现出来了。以上是我的印象，在肯尼迪白宫办公室里工作的其他同事也有这样的印象。
有争论表示，一个人如果私生活无所畏惮，那么在公众事务领域里就会胆大妄为。但历史证明，个人的品行与公共行为没有相关性。例如，小马丁·路德·金在性生活方面任性轻率，可是尽管如此，在其追随者和国民的眼里，他就是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毫无疑问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也是一位忠于家庭的男人。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让成千上万的同胞在他的屠刀下血流成河。用婚外性行为来预测官员的行为是有局限性的。
就肯尼迪的情况来说，私生活的草率导致公共事务领域里的胆大妄为这一论点被人援引来解释猪湾事件和中央情报局对卡斯特罗的谋杀案。但这些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首先策划的，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指责艾森豪威尔私生活放荡。
实际上，肯尼迪是一位谨慎行事的总统，他因在危急时刻制止乱局升级而声望大增。在猪湾入侵眼看要失败之际，不管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如何施压，敦促他派遣美国军队参与，均被他拒绝。随后，在一九六一年的柏林危机和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也拒绝火上浇油，避免使危机升级。
古巴导弹危机不仅是冷战时期，也是人类自有史以来最危急的时刻。在这个星球上还从未出现过两大对抗强国同时拥有毁灭世界的技术力量的情况。美国政府内部的辩论录像带——在我写《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时还无法获得，但其存在根本不容置疑——证明了事发时肯尼迪沉着冷静，下决心驱除苏联导弹，避免了世界走向战争深渊。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驻古巴的苏联部队拥有带核弹头的战术导弹，并握有在美国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导弹的大权。参谋长联席会议又不断向肯尼迪施压，要求入侵古巴，一旦肯尼迪屈服，很可能爆发一场核战争。幸运的是，猪湾事件以后，肯尼迪不再重视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他们的建议。相反，他稳步致力于——并成功地实现了——外交解决方案。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形势很快就表明，他比艾森豪威尔更懂得改善两国关系是唯一明智的方针。”
然后是越南问题。尽管肯尼迪为南越的军队派去了更多的美国军事顾问，但是，所有派遣美国战斗部队的建议都被他一一否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说：“他最不想干的就是派遣地面部队。”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后来都说，根据他们的判断，如果肯尼迪还在任的话，是决不会使那场战争美国化的——虽然他们建议约翰逊总统干的正是让战争美国化，而约翰逊疑虑重重地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因为他认为，如果是肯尼迪也会这么干的。
肯尼迪认为，归根结底，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与其说是靠诉诸武力，不如说靠传播美国的理想。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组建和平队及争取进步联盟计划这样的事。同时，他也认为，美国人一定要实践自己的理想。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不得不在外交政策上花太多的时间。他说：“过去的每一天都是一场新的危机。”他期望能连任总统，在第二个任期内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特别是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机会以及提倡种族平等。实际上，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个日日夜夜里在国内政策方面取得的政绩已经相当显著，欧文·伯恩斯坦教授在他《恪守诺言：约翰·菲·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一九九一年）一书中已有评述。
肯尼迪开始渐渐意识到美国黑人对完整公民权的强烈诉求。到了一九六三年，他不惜以非同寻常的政治代价，亲自担任新民权立法运动的领导人。他说：“我们首先面临的是道义问题。这个问题如同《圣*经*》一样历史久远，也如同美国宪法一样不容含糊。”
肯尼迪犯下了他那一份错。他的新边疆政策过分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政治行动，过于相信有问题就一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只要立刻动手干就行。不过，他从来也没有丧失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每年他的总统工作总能更上一层楼。
最重要的是，肯尼迪对新一代的美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对传统思想及体制的鄙视和不恭大大释放了美国全社会对旧事物的批判能量。在肯尼迪的号召下，生机勃勃、充满青春理想、精明强干的男女青年不问国家能为自己做什么，但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纷纷进入政界和行政事业部门。约翰·菲·肯尼迪喜欢引用约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苏格兰小说家及政治家，曾任加拿大总督。代表作《三十九级台阶》。的话：“政治依然是最伟大最崇高的冒险事业。”他让年轻人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改变和影响历史。肯尼迪的一代人为国民生活注入了新思想、新希望和新视野，使生活更加宽容，充满激情活力。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使这个国家重回自己的历史最佳时期。他让世人懂得，重新发现美国的过程并没有结束。
小阿瑟·M. 施莱辛格前言前言
本书并不是一部全面叙述肯尼迪总统任期历史的著作。这是肯尼迪任内在白宫供职的一个人的个人回忆录。
个人的回忆最多也只能提供部分情况。总统这个职位是如此错综复杂，只有总统本人才能充分明了他所要应付的问题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曾打算写一部关于他这一届政府历史的书。没有其他任何人能从位于中枢的，即总统这个角度，来为那些年代绘制出一幅透视图。甚至最接近他的公职人员，即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部长，在他哥哥死后翻阅白宫文件时，看到他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经由总统处理的五花八门的问题，也大为吃惊。
而且，一个总统的幕僚对于他所确实知道的事情，总难免要过分强调其重要性。曾做过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私人秘书的格雷丝·塔利，在评论罗斯福周围的人的著述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当中谁也不会知道，他们跟总统接触的每一分钟，总统都要独自花费一百分钟，还要跟数十个其他人再花上一千分钟——每做出一项决定之前，总统必须拒绝某些意见，临时拟出一些办法，还要对各种建议加以权衡和对比。”①例如，本书主要是写对外事务，只是偶尔记述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国家的热情关怀和他打算在美国改善生活质量与增加机会的深切愿望。这是他任总统期间的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但是由于我并不经常参与这方面的事务，可谈的就不多。同样，关于肯尼迪总统同国会和党派政治的关系，也有待别人作更详尽的论述。
从总统的角度来为这一届政府绘制的那幅透视图，不幸现在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了。但在将来某个时候，会有一位历史学家（今天他或许还十分年轻）去阅读大量的回忆录和分析材料，埋头在肯尼迪图书馆浩如烟海的文件里，并试图用他那富于想象的才智来补绘那幅透视图。他得不到那幅图，但他可以尽他最大的努力，根据文献并凭借自己的洞察力，重现当年展示在椭圆形办公室主人面前的情景、色彩和活动。我希望本书以及在这期间出版的类似著作能有助于他的工作。Grace Tully，FDR， My Boss（New York，1949）， xi.——原注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曾在肯尼迪政府中供职的同事对我的回忆作了核实和补充，我深深地感谢他们的协助。但是把过去发生的事重新贯穿起来，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每当我遇到有分歧的判断和回忆时，我只能尽力对文献加以推敲，然后由我自己负责作出结论。因此，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就应对文中所叙述的事件和人物负全部责任。然而我要特别感谢南希·赖利·纽豪斯在搜集资料方面所给予可贵帮助，并感谢格雷琴·斯图尔特在我写这本书时从各方面提供的热心而慷慨的协助。
本书是根据文件、访谈和回忆写成的。我自信我所陈述的每一事实都有根有据，但为了不泄露内情，当前最好是不一一指明出处。一部加了脚注的手稿将同我自己的白宫文件一道密封，交肯尼迪图书馆保存。过了一定时期，这些材料将对学界公开。
许多引语是从我那几年的日记中摘录下来的。在肯尼迪总统开始执政时，他就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工作人员记录白宫每天的讨论。他知道，在交谈中兴高采烈地或气愤之下脱口而出的话，一旦印成文字，就会与原意大不相同。他提到在一九三三年征收黄金事件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的一些诙谐话，曾被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1891—1967），罗斯福执政时期的财政部部长。一本正经地写进了日记。他希望自己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因此，头几个星期，我对白宫情况的记录是零星的。猪湾事件发生之后，他说：“我希望你有这个事件的完整记录。”我说，我原来理解的是他不希望我们把任何事情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他说：“不，记吧。中央情报局肯定有自己的记录，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准有他们的记录。我们这里最好也留下一份记录。因此，你就尽管记吧。”我便这样做了。
我所记的恐怕远远不足以表现约翰·菲·肯尼迪的为人，以及他作为总统的卓越品质。但我希望本书能多少使读者了解，他曾怎样激发全国人民的心灵和才智，给青年人以鼓舞，应付巨大的危机，引导我们的社会使之有可能更为公正，引导我们的世界使之更有可能保持和平，并留下了如此辉煌的和不可磨灭的回忆。
小阿瑟·M. 施莱辛格
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于华盛顿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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